法律解释的语境分析及我国法律解释权的归位

法律解释是理论法学和司法实践共同关注的问题,从法律适用来看,法律解释连接着立法初衷和司法目的、立法权与司法权两大关系。在理论上存在对“法律解释”的多样化理解,以往主语的模糊导致对法律解释在不同的语境出现不同的理解,无形中促使了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混乱现状。到底谁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解释主体？这是必须首先理清的一个关键问题。     

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述评——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说起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权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依据不明确,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引发立法解释与立法的矛盾。从理论上说,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根据不能成立。立法机关是法律的作者,它行使法律解释权不符合解释学原理。立法机关不是法律实施机关,它不需要行使法律解释权。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它行使法律解释权没有意义。由此,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废除。     

对人大解释《香港基本法》的法律思考

大陆与香港具有不同的法律传统。香港回归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对《香港基本法》进行了三次解释,从而引发了各方的争议。对人大释法的权限与程序的合法性进行法律分析,人大三次释法符合一国两制下的法律解释体系的要求。     

对刑法解释权的理论探讨

从刑法解释权主体的多样化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矛盾出发,考察我国刑法解释权的现状并据此提出合理规范我国刑法解释权的一些基本原则。     

罗马法中法律解释权的配置探析

与罗马法受到高度关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法中法律解释权的配置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罗马法的分期来归纳,其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状况可以概括为：王政时期与共和国前期僧侣团掌握法律解释权,共和国后期法学家实际上拥有法律解释权,帝政前期法学家公开掌握法律解释权,帝政后期法律解释权由法学家转至皇帝。罗马的司法者一度拥有法律解释权。纵观罗马法中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演变可以看出,罗马法的发展与法学家掌握解释权具有相生相长的关系。     

宪法解释权归属初探

宪法解释对于一国宪政具有重要意义,而宪法解释权的归属则是宪法解释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但从理论及实践上来看,两者均不具备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己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从宪法解释、宪法解释权自身的特点出发,结合立法本身规律,去寻求更为合适的宪法解释权的归属主体.     

立法权与法律解释权辨析

立法权是国家立法机关行使的制定、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权力。法律解释权属于国家权力体系当中的司法权，是法官在个案审理过程中对法律和事实进行解释说明的权力。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权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易于混淆，但二者也有许多明显的区别。把法律解释权和立法权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行对比，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二者。     

立法解释探讨——兼为法律解释正名

立法解释,虽名为法律解释之一种,但究其实质,实是一种不规范的立法现象;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对法治极为不利.应对立法解释、法律解释重新认识,正确定位.     

试论夫妻财产权行使的法律限制

我国婚姻法欠缺对夫妻财产权行使进行法律限制的规定，导致了现实生活中一方不正当行使其权利而损害婚姻家庭生活利益的事的频繁发生。本文在探讨对夫妻财产权行使进行法律限制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国外立法例的借鉴，提出了对夫妻财产权行使进行限制的立法建议。     

法律解释三论

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不是一种权力，只是应用和适用法律必须倚赖的方法、技术和手段；作为人类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及存在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其主体只能是每一个个体的人，而不是组织；法律解释中的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应受到同等的重视，其关系应得到合理、有效的协调和平衡。由是，我们才能带着合理的“前见”步入法律解释的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的“视域融合”。     

论消费行为中的“最终解释权”

商家所谓享有“最终解释权”,其既无法律依据,又无法律效力,因此,一旦碰到商家用“最终解释权”推卸责任,消费者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不公平的解释权说“不”。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释权归属浅析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稳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以采．进行了三次释法，有关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都引起了诸多争议。本文对中国宪法及香港基本法的有关法律备文的分析．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依据授权可以解释基本法。     

概念解释——法律适用的基本任务

法律适用中法律解释是一种适用性解释，它是对法律运行中的实然性的考察，并不排斥对法的应然性的追求，而法律概念作为法律规范构成的基石。概念的含义及逻辑性、开放性的研究和解释，对协调法运行中的实然性和应然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解释的重构——法律解释学的视角

历史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种重要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境遇。在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下,历史解释可以在法律解释学之内得以重构,具体表现在含义、论域、操作步骤、解释主体等问题上,其中解释主体的问题是最为重要的。通过对历史解释的研究,可以发现制度之间的和谐关系对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法律解释中的交易习惯——以我国合同法为视角

我国合同法中的交易习惯应当是事实上的习惯,不一定具有强制力,但必须得到当事人的认同。如果把交易习惯局限于经国家认可的习惯法,那么势必与克服制定法僵化的立法目的相悖。一般而言,交易习惯是具体的,而制定法却是抽象的。狭义法律解释实际上就是将制定法具体化,因此,交易习惯在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外,交易习惯在合同解释和事实认定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     

完善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政策建议

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存在明显缺陷,完善我国法律解释必须尽快制定一部《法律解释法》;法律解释必须公开、及时;应明确法律解释主体之间的权限,建立对法律解释主体的制约监督机制。     

法律解释的姿态

随着中国法理学逐渐摆脱幼稚,作为表征学术成熟产物的法律解释也经历了一个转向:从法律文本的简单注解转向以司法适用过程中的规则和事实互动关系为内容的深度阐释。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活动不仅仅是一套将成文法运用到个案的法律技术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与价值的重新认识与选择,文章在先验、经验以及实践三个层面上从本体论角度追问和反思解释主体的法律解释姿态。     

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治并不反对法律解释,而是和法律解释形成互动发展的关系。但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要求法律解释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法律解释的限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法治国家中法律解释的限度并不相同。法律自身的状况、法律文化传统、形成法治的历史背景等法治建设的状况,制约着法律解释的限度。我国的法治建设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法律解释应当从自由解释转向严格解释,从维护权力的解释转向保护权利的解释。在形式上坚持严格解释,在实质上坚持保护权利的解释,是我国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法律解释的限度。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刍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上的关系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稳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而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在最近的三次案例中都引起了颇多争议。本文先对有关的法律条文进行演绎分析,从而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可以解释基本法是缘于授权,对于自治范围外的条款需要提请常委会解释。再通过对比内地的法律解释体系和欧盟的先行裁决制度,并借助“法克坦姆案”来说明这样的制度设计无损于香港的司法独立。     

宪法解释的目的论──兼论法律解释的目的

法律解释是法解释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法律解释的目的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就其目的、原则和方法是统一的;美国的宪法解释有其独立的理论;我国的宪法解释相当薄弱,需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