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规范的界定和逻辑结构——以民法法典化为背景

民法法典化活动必须研究民法规范的界定和逻辑结构。界定民法规范时,应当以概念的功能论理解为基础,将民法规范界定为作为民法基本要素、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并且能够发挥民法调整功能的最小单元。在逻辑结构上,民法规范只应当包括“假定”和“处理”两部分。与此相应的是,对于民法条文和民法规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应当予以重新认识和理解。     

后现代主义之石：可攻民法方法论之玉

后现代主义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尽管它有光“破”不“立”的缺陷，但其注重多样性、差异性、特别性，强调多元性、联系和整体有机性，对于避免以往民法学研究中的片面化局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更具包容性的多向度、多视角的研究方法。民法学研究当采多学科、大整合的方法，赋较具综合性的民法哲学和民法文化学以应有的位置。     

民法依据的独特性--兼论民法与宪法的关系

2007年《物权法》制定以来,民法制定依据问题成为我国民法学界一个关注点。民法独立性问题受到来自我国法理学界和宪法学界非同寻常的挑战,这个挑战不是以一般性的挑战方式提出来的,而是以“民法是否应当根据宪法而制定”的特殊方式提出来的。但是,民法在制定依据上依旧有自己的规律,不能简单地由宪法作为根据来终结或限定。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法始终具有的独立性本质,决定了民法依据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二是民法的依据问题,在历史上已经展示了特殊轨迹和独立内涵,具有自发性、宽泛性和丰富多元的特点;三是宪法虽然在近现代出场之后地位显得重要,但是从规范功能上来说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任务,不曾也不必要将自己设计为民法依据。     

民法可适用规范的并存

通过研究发现,民法可适用规范的并存是一种客观的法律现象,它主要是因为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民法体系的不完备以及立法主体等原因所导致的,对于解决可适用规范并存的民法现象,需要运用价值判断,进行理性分析,对其分门别类,使得这一问题能在实践中得到解决,可适用民法规范并存现象应该得到重视。     

论市民社会与民法的本位

民法的本位在我国有多种说法 ,但多有偏颇。应将其归纳为两个有机联系的的方面 :民法的基础是什么 ,民法调整的方法论重点是什么。其中民法的基础是市民社会 ,这也是民法本位的核心部分 ,而对中国社会形态中的市民社会的辨别与建构对我国民法现代化有决定性作用。     

论中国民法的体系

民法的体系是指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内部具有逻辑联系的各项民事法律制度所组成的系统结构。当今世界各国之民法体系，也难以简单地把哪一国的民法体系单纯地划分为只属于哪一法系，它们大多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了“混合体”。中国未来的民法体系应当包括：民事主体制度、民事客体制度、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人格权制度、侵权责任制度、亲属制度、财产继承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国际私法制度和民事诉讼制度。     

民法主体的观念演化、制度变迁与当下趋势

传统民法是一种主体化非常鲜明的秩序。罗马法主体观念基础乃平等化之市民主体观;《法国民法典》主体观念基础是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德国民法典》经历了由自然法到理性法的伦理主义洗礼,加上形式上对高度体系化的追崇,以理性伦理主体观与概念主义结合为特点的自然人和法人主体概念跃上规范层面。主体化结构使得传统民法成为一种富有道德意味的制度构造,发挥出强大的以实现个人自由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功能,但缺陷也是明显的:主体原子化结构导致社会性调整缺漏,主体客体截然二分导致人类法人格的极度膨胀,过度理念化导致对实际结构复杂性和多样性关注严重不足,过度概念化导致法律体系化适用的封闭,等等。中国民法典要成就当代之典范,应在继受近现代民法成就的基础上同时做出显著发展,首先在结构上须做必要的主体性松绑,以修复因过度贯彻个人主义而推行绝对主体化秩序带来的社会性断裂,此外还存在特殊的历史补课的问题,应同时做好既有主体规范的私法转型。     

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

通过比较各国民法对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利益的保护与必须赋予胎儿权利能力没有必然联系。保护胎儿的利益本质上是保护胎儿活产后人的生命法益,胎儿不享有权利能力。我国未来民法典在胎儿利益的保护上要界定清楚:胎儿的法律涵义是指,从人的受精卵到出生完成前的生命体。侵害胎儿利益的侵权行为具有独特特征。     

论民法解释之依据与解释方法之运用

法律解释不仅包括法律规范内容含义不明确、不清楚时的解释,还包括对法律规范的有无进行的判断、在没有法律规定时进行的漏洞补充和价值补充。依解释法律的主体及效力的不同,民法的解释一般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而法律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体系、目的、历史、比较等方法。法律漏洞的补充与法律条文的解释有时并不能截然区分而有所交叉,因此有必要加以分析。     

民法、商法、经济法相互关系的法理透视

民法起源于自然经济社会并历史地演进,维系着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社会的基本存在状态;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关于商品交换的法律规范,它为社会财富的增长也为个体的自由和社会的解放提供着制度保障;经济法则是市场经济克服自身调节能力的先天不足而生成的矫枉过正之作。作为不同类型的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民法维持现状,商法谋求发展,经济法抑制变异,共同服务于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而经济关系作为经济生活的背景,是将民法、商法、经济法从法的整体中划分出来的标准,也是三者法理具有可比性的前提。     

市民社会的历史演进理路及法律解读

西方市民社会历经政治自治、经济自治到社会自治依次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市民社会理论的传统分析模式即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关系模式现今已失去示范意义。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经移植后在我国民法领域新时期所呈现出的市民与国家间冲突的情形下,实体民事法律的制度供给更应考量市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沟通与互动。     

论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目前有关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关系的问题已成为诉讼法理论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受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诉讼法一直被看作是实现实体法的形式和手段，因而诉讼法的工具价值被视其根本价值，忽视了诉讼法的内在价值。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构成了统一的法律体系。     

法律的统一对民法法典化的影响

自19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纷纷制定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掀起了制定民法典的浪潮。然而,在论及制定颁布民法典的原因时,多数学者往往忽视法律的统一这一因素对其的影响。实际上,从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制定颁布民法典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的来看,都是基于对已有分散的法律进行统一的需要。基于同样的原因,英美法系的国家也制定颁布了民事单行法。     

近代大陆法系行政法理论及影响探析

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壮大,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近代启蒙思想蓬勃兴起,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法制文明。以自由主义、法治和分权思想为基础的行政法便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在法律上的体现。随着行政法理论的传播,欧洲各国开始了行政立法实践,并形成了行政法学这一新兴的学科。而后亚洲很多国家也继受了大陆法系行政法理论,开始了行政法现代化的进程。     

论民事特别法与民法基本原则冲突时的法律适用--"第三者"受遗赠案法律评析

法官裁判案件,适用法律应遵循法律适用的原则。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低位阶规定优于高位阶规定,确定性规定优于不确定性规定,便是法律适用的原则。排除法律的明确规定而适用抽象、模糊的基本原则有可能导致有法不依。《继承法》与《民法通则》基本原则的冲突应通过修改《继承法》以求得妥善而根本的解决。     

民事诉讼法前沿理论问题

体系问题是民事诉讼法修订中最重要的问题:在未来的民事诉讼法中是否需要保留证据制度、再审制度、执行制度、非讼程序等尚需进一步探讨;破产程序应从民事诉讼法中剔除;应当增加人事诉讼程序、法律审、小额诉讼、诉讼费用、第三人撤销诉讼、票据诉讼等规定.另外,起诉制度、一事不再理原则、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民事检察监督等需要进一步完善.     

民法文化对警察执法的影响

民法文化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规则和社会成员对权利的向往和追求。民法文化可以变革警察执法观念 ,限制警察公权力的滥用 ,规范警察自律     

风险刑法理论来源之证实

雅各布斯的刑法哲学观对风险刑法是“革命式”的建构,罗克辛的客观归责理论则是对风险刑法的“渗透式”改良,而法益精神化的思想清理了物质的法益观对风险刑法的羁绊,它们为风险刑法摆脱传统刑法观的束缚,建构以普遍价值之学为根据、以社会有机论为立场、以行为不法判断机制为核心的全新刑法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     

浅谈大陆法系《民法典》之异同

文章通过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比较,研究,指出我国目前在民法典立法方面需要借鉴的地方,尤其在我国物权法立法关键时刻,这种比较、研究、归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