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时效立法问题探讨

取得时效是古老的时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法理论上 ,取得时效制度仍然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法律制度。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它对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及时解决民事纠纷 ,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完善立法 ,势在必行。     

论取得时效制度在我国物权立法中的意义——写在《物权法》颁布之际

在我国确立取得时效制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建立取得时效制度是对时效制度的重要完善,是健全法制的要求;有利于消除财产法律上的不确定状态,亦是司法实践的要求;有利于调整涉外经济关系,是国家主权原则的要求。取得时效制度不能由善意取得、诉讼时效、公信原则等其他制度所代替。     

取得时效制度的适用性及其效力分析

从对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中可见 :在存在动产善意取得、先占 ,以及对遗失物、拾得物的占有取得等诸项制度的情况下 ,动产时效取得仍有其适用的逻辑空间 ;以不动产登记为核心的现代财产登记制度亦不能取代取得时效的适用价值 ;设立取得时效制度符合立法的效率原则。准确界定时效完成后产生的法律后果 ,应协调取得时效与财产登记制度、取得时效与物上请求权消灭时效的关系。     

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探讨

现行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中大都确立了取得时效制度。本文认为 ,在我国应当确立取得时效制度。设立取得时效制度有如下功能 :确定财产归属 ;发挥财产利用效率 ;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安全 ;及时解决纠纷。取得时效制度不能由善意取得制度、诉讼时效制度、公信制度等其它制度代替。文章并对取得时效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探析。     

取得时效制度历史探源

取得时效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最早发源并初步完善于古罗马时代。进入中世纪后,封建庄园经济成为社会经济基础,时效取得制度遭到抛弃。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取得时效制度得到了复兴。取得时效制度具有强大的功能和价值,我国应当建立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时效取得制度。     

应当建立取得时效制度

时效 ,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存在一定时间以后 ,即发生一定后果的法律制度。民法上按构成条件和法律后果的不同 ,将时效分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由于我国民法未规定取得时效制度 ,因此使得该制度一直是民法学领域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在民法典的制定列入立法日程的背景下 ,是否应该规定取得时效制度更具讨论的必要。     

物权法对取得时效制度的舍弃

取得时效制度是民法上极为古老的私法制度之一,同时它又是时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中大都确立了取得时效制度。然我国物权法却并未规定该制度。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表明在我国物权法确实有规定取得时效的必要性,现今亟需解决的是在缺失该制度前提下司法实践中相关问题如何解决。     

比较法视野下取得时效制度的构建

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补充,特别是在资源稀缺的当下,取得时效制度不可缺失。我国民法典应当承认取得时效制度。取得时效应当适用于所有权和限制性物权,因此在民法典中应当规定于物权编。另一方面,在取得时效的适用范围日益缩减的情况下,其构建以简单为宜,动产以善意、自主占有和期间为构成要件值得为宜;不动产以登记、善意和期间经过为要件。     

论我国民法取得时效要件之构建

取得时效是民法时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法应规定取得时效制度,以维护秩序、公正之价值,促进效率.取得时效构成要件包括:占有人需为自己所有或为自己的主观意思占有,占有不以善意为必要;占有人必须公开地、和平地、不间断地占有;取得时效适用范围包括所有权和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取得时效标的不以登记为限,已登记但登记错误的适用登记取得时效.     

论取得时效制度

取得时效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国的《民法通则》只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而未规定取得时效制度，《物权法》也没有规定取得时效。我国《民法典草案稿》将取得时效规定列入草案的总则中，无疑，这一在我国民法中确立取得时效的地位之举，值得肯定，其重要性也无须赘言。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主要有占有和经过一定期间。其客体为所有权以及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但后者的内容需要进一步界定。本人对取得时效的概念、构成要件和客体进行了探讨，以期有助于构建我国的取得时效制度。     

税收刑事立法比较与我国税收刑事立法的完善

在对各国税收刑事立法进行比较和对我国现行税收刑事立法缺陷评析的基础上 ,我国的税收刑事立法应进行如下完善 :取消偷税罪的列举式和数额加比例式的立法方式 ,采取列举加概括式和单独数额式的立法方式 ;增设抗税罪的单位犯罪 ;增设税务代理人偷税犯罪 ;对于发票犯罪 ,按照行为方式的不同来构建法条 ,以压缩罪名。     

地方行政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行政立法中存在立法质量不高、主体混乱、权限不清、程序不完善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应当从转变立法理念、加强立法理论研究和立法监督以及立法实验评估等方面加以解决。     

浅议秘密侦查之立法

秘密侦查手段是对付走私、贩毒、贩运假币,有组织犯罪等无被害人的隐蔽性、复杂性案件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侦查措施。然而,秘密侦查措施由于其方式的隐蔽性,手段的技术性,视角的穿透性等特点导致了侦查机关在实施秘密侦查时不规范,秘密侦查手段的效率难以发挥。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的经验,对秘密侦查在立法上进行授权,对秘密侦查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进行规定,尽快制定有关法律,把秘密侦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区域立法与中央和地方立法关系的完善

我国区域立法应定位为介于中央与地方立法之间的又主要依托于地方立法的、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特殊立法形式。区域立法主要由主体、权限、程序和协调机制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以区域立法为视角观察，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存在许多问题，如中央立法过于集权却未形成足够的权威、地方立法权配置失衡以及中央与地方立法权运作缺乏完善的协调机制。区域立法对于调谐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对行刑时效制度法典化的思考

我国尚未将行刑时效制度纳入刑法中。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缺位导致的“漏刑”、“补刑”案件已非鲜见，其理论上的不合理性也不断被揭露出来。在此种情形下，急需实现行刑时效制度的法典化。     

论影响力交易罪及我国相关立法完善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一种犯罪。影响力交易罪与我国刑法相关犯罪有一定的交叉或重合,但仍有一些内容未被我国刑法所调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对影响力交易行为作了进一步规范,但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及有关限制条件等方面应该进行立法完善。     

论我国侦查监听立法的完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侦查监听技术日益成熟并被广泛采用。由于侦查监听的采用与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的言论自由、通讯自由、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紧密相关 ,在使用时 ,常会发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利益冲突。因此 ,必须规范侦查监听法律制度 ,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关于我国婚约制度的立法思考

我国现行法律对婚约的态度是不提倡不禁止 ,但实际生活中却出现了问题 ,急需规范。因此 ,我们应当结合传统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尽快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婚约制度。     

行政立法与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思想如果经过适当的吸收和转换,完全可以作为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立法的精神营养。而现代治理中与“无为”精神相通的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要求行政立法不能越权立法,不能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且程度适当,不能立自利之法、不公之法、无效益之法和违背自然生态规律之法。在行政立法中实现“无为”精神要求正确处理“无为”与“有为”的关系,要求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民主化的立法程序。     

域外著作权权能设置及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著作权权能设置是著作权立法的核心内容。虽然各国所设置的著作权权能所舍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不完全相同,逻辑结构也存在差异,但随着知识产权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著作权立法不同的理论基础对著作权权能设置的影响逐渐弱化,著作权国际公约对各国著作权权能设置的制约力度加大,各国著作权权能设置已呈扩张态势。我国在修改《著作权法》时,应当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增设著作收回权的权能、启用作者身份权的立法名称、规范著作他项权的立法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