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儒学源流概论

闽台儒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宋代,朱熹集理学大成,创立闽学。明末清初,郑成功把东林、浙东注重民族大义、经世致用的儒学带到台湾。清朝统一台湾后,积极提倡有利于安定社会、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闽学,压制明郑时期儒学。因此,在闽台儒学的传承中形成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儒学传统。鸦片战争后,台湾的两种儒学思想合流,而郑成功的儒学思想成为主流,在反抗外国侵略和日本占据台湾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宋儒对儒家实学的复兴与建构——基于排佛、批佛视角的考察

儒家实学是儒学在思想内容上的学说化、在实际操作上的具体化、在价值目标上的明确化,其在宋代的恢复和兴起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宋代儒家恢复和建构实学过程中,往往将对佛教的排斥和批判作为他们展示、恢复、丰富、更新儒家实学的理由和资源。宋代儒家恢复儒家实学的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第一,通过对佛教本体论的批判和否定,以建构具有实学性质的儒学本体论;第二,通过对佛教心性论的批判和否定,以恢复、确立具有实学性质的儒学心性论;第三,通过对佛教伦理观的批判和否定,以恢复、确立具有实学性质的儒学经世致用观念;第四,通过对佛教认识方法的批评和否定,以恢复确定具有实学性质的儒学实测之学。     

毛泽东对儒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新探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主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塑造者,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很多思想,都对儒学精神进行了传承与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对儒学的"民惟邦本"、辩证思维和实践观分别进行了传承与发展,并创造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观、唯物辩证法以及唯物主义的实践观,这既是对儒学精神的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升华。     

试论广义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拓展

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现代新儒学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人们通常习惯于把以熊十力为代表的德性儒学当作现代新儒学,其实那只是狭义的.应该把它的研究框架加以拓展,从而形成广义现代新儒学,即以梁漱溟新孔学为总论,分为四个板块:德性儒学、政治儒学、心灵儒学、实学.在这个"一总四分"的新框架中,后三者应该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走出理学:明清之际的两股主流思潮

明清之际是思想家自觉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的时代,是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的时代。本文认为 ,这一时期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与人文启蒙思潮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 ,表征着中国思想文化开始了走出中世纪、走出理学的历史进程     

论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普世性与当代儒学的新形态

在探讨“普世性价值观”是否可能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基本特性、核心价值观念及其普世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当代儒学新形态——民主仁学的新思维。作者认为，儒学的根本精神是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具有道德主体性、人文性、整体性、实用性、开放性等特性。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四大范畴。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以民主仁爱为体，以科技法制为用”，是以多元和谐文化观为指导的文化哲学。     

闽学文化实践品质提升研究——以文化治理为视角

闽学文化实践品质提升是闽学文化生态保护的内在要求,是闽学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更是文化强省、强市战略的必然选择。尽管当前闽学文化实践的主体多元、形态多样、内容丰富,但依然存在实践机制尚不健全,实践平台匮乏,研发人才不足等困境。为此,亟需从实践机制健全、实践平台建设、研发人才培育、实践方法创新、实践形态出新等方面着手,以推动其品质提升,进而为闽学文化实践的健康、有序及可持续性开展奠定基础。     

中国实学思想研究随感

．“实学”这一概念由来已久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具有不同的含义 ;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 ,不同学派也有其不同的理解。“实学”之所谓“实” ,顾名思义 ,是相对于“虚”、“空”、“无”等而言的 ,所谓“实学”有广义、狭义之区别。广义之实学是指自先秦以来注重现实、经世致用的学问 ;而狭义之实学则是指发轫于北宋中叶、昌盛于明末清初直至晚清洋务运动之前绵延达８００年之久的实体达用之学 ,是针对明末理学及王学末流所造成的种种积弊进行理性反思和深层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股社会变革思潮和思想解放运动。对这一时期的实学思想 ,我们称…     

闽学文化生态保护探究

闽学文化生态保护是福建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闽台文化交流的使命所趋,弘扬闽学文化的应然诉求。当前闽学文化生态保护存在保护规划缺位,保护平台单一,保护资金匮乏,品牌提升力度不足等困境。为此,需加快开展保护论证,促进相关规划出台;需推进保护基金设立,广泛开展资金募集;需深化保护研究工作,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需着力文化品牌提升,强化文化遗产保护。     

试论儒学对现代中国政治方略的影响

＂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髓。二千多年来,儒学在中国政治思想界的地位不断提升。近几年来,儒学的思想更是受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青睐,成为其治国不可缺少的宝贵政治思想经验。本文从儒学的＂民本＂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和＂和合＂思想等方面进行阐述,介绍了儒学与我国重要政治理论提出的相互关联。从而说明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政治的深刻影响作用。     

＂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     

论墨家的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墨家与儒家相并列,被称为“世之显学”。墨家不仅在哲学、政治、伦理、逻辑等方面有卓越建树,而且在军事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墨家军事思想自成体系,包括军事教育思想、军事管理思想、军事战略思想。墨家还制订出一整套军事战略,研究制造防御工具并亲自组织防御之战。     

清代台湾儒学文化的地域分布及原因

从清代台湾科举考试中举人的地域分布变迁,可以明晰整个儒学文化的发展变化,这一变化是由清代台湾移民和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变化所促成的。     

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

信用缺失、纲纪崩坏、吏治腐败是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对于产生这种法治困境的深层原因,人们普遍将其归结为制度不健全。而儒家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症状,是儒家伦理对法治精神的消解和化约。儒家文化中的等级伦理、宗法伦理、和合伦理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严重阻滞着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的实现。     

浅谈清代闽台商业贸易

明末清初,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闽省土地和人口压力的大增,大陆百姓纷纷向台湾移民。大陆百姓向台湾的移民过程,就是台湾的开发过程。台湾的逐步开发,推动了闽台贸易的兴起与发展。闽台之间形成了区域分工与合作,人力和自然资源共享,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清代闽台贸易的兴盛,对于今天经贸往来是十分有借鉴意义的。     

发挥闽文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作用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中,闽文化以其强烈的海洋性“反脯”着主流文化。在21世纪,闽文化是不可或缺的本土区域文化资源,也是凝聚海外华人、台湾民众的中华文明载体。     

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儒家伦理重构论纲

对待古老的"孔家店","打倒"是不行的,"转化"是必要的,然而"重构"才是根本的。不应该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简单对比,将前者看成"普遍伦理",而将后者贬为"特殊伦理"。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是一种"普遍伦理",也是一种"特殊伦理",前者表现为"天人合德"的终极原则、"仁爱"的普遍原则与"先仁后礼"的先验礼制原则,后者表现为"五伦关系"中那种"各得其所、各就各位"的"序位伦理"。"德"与"位"的统一就是"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的统一,因此,儒家的"德位"之思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     

汉代儒生义利观新探——以盐铁会议贤良文学的义利观为代表

先秦时期孔孟的义利观只是局限在伦理道德范畴的讨论.西汉昭帝时的盐铁大会上,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就义利关系展开了盐铁是否专卖的大辩论赋予了义利观新的特定的内涵.贤良文学以儒家义利之辩为准绳,打着国家导民于义的旗号,要求盐铁私营,实为工商业者利益的代言人,并非真为民请命,是以义之名行利之实.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汉代儒家的义利观看作是先秦时期义利之辩的恢复或延续.     

论董仲舒的五行思想

五行之间具有相胜与相生两种作用。战国后期,邹衍根据五行之间的相胜(相克)作用解释历史朝代的转移。西汉中期,董仲舒创立了五行相生说,以五行之间的相生作用解释儒家“忠”、“孝”的人伦准则。董仲舒以天之五行解释人之五官、五常、五事,把五官、五常、五事组入到五行构架中形成了“五行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