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思维在轻刑快审程序中的运用与优化

本文分析了法治思维在轻刑快审程序中的运用，并就轻刑快审制度在法治思维的指导下如何进一步优化程序提出构建思路。     

谈轻刑快审程序释义及其必要性

虽然刚公布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对刑事简易程序作出了较多的修改,但一项制度的发展是持续不断的.本文以北京市委政法委推进的一项制度改革,即轻刑快审程序为议题,深入阐释了轻刑快审程序的内涵,分析其建立及优化的必要性.     

论法治思维与轻刑快审程序的契合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法治思维首次提出便被全社会广泛热议。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法治思维的内涵与实质极其丰富，同时可以很好的被运用在具体的工作中。本文从法治思维实质与轻刑快审程序内涵的契合分析了轻刑快审程序设置的必要性。     

天津二中院推行“二审速裁案件即审即结机制”

2015年3月31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二审速裁案件即审即结机制”新闻发布会,该制度为全国首创。当天,该院对一起由车辆损毁引发的民事诉讼二审案件采用了即审即结审判,从开庭到宣判除去休庭时间用时仅40分钟,真正实现了简案快审。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透露,该机制体现在即时随机     

轻罪治理双重机制实证研究——以S市P区的检察实践为样本

构建轻罪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国家犯罪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因应我国刑事案件轻罪化、轻刑化的结构性变化,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实践探索建立轻罪治理“快处”和“慢处”的双重处理机制,为检察权积极融入社会治理、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司法文明探索新的路径。未来,通过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加强“快处”机制的跨部门工作协同、探索企业合规撤回起诉机制、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等措施,进一步优化轻罪治理体系,提升轻罪治理实效。     

快速审理机制中的量刑建议权 基于效率与公正的考察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以下简称"快审机制")和量刑建议制度是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一段时间来进行的两项改革探索,分别在促进司法效率、公正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捕后轻刑判决率高的原因及对策

捕后轻刑判决率是考评基层院侦查监督业务工作的标准之一,也是衡量基层院审查逮捕案件质量和效果的尺度,因此,河南省目标量化考评规定:捕后轻刑判决率是捕后判处缓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的人数与捕后有罪判决人数之比。结合淅川县院2012年度捕后轻刑判决率与全市捕后轻刑率最低的基层院相比,高出16个百分点实际情况,如何降低捕后轻刑率成为我院侦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本文拟通过对淅川县院近两年来捕后判决情况的统计、调查,对捕后轻刑率高的原因及对策予以分析。一、2011至2012年捕后判决基本情况(一)轻刑判决率较高     

捕后判决轻刑率高的科学应对

正捕后判决轻刑率偏高的现象,一方面说明批捕案件质量有缺陷,另一方面说明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落实不到位,制约着侦查监督工作的发展。笔者以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南郊区院)办理的捕后判轻刑案件为研究对象,对捕后判轻刑案件进行原因探析,以改变捕后判决轻刑率高的问题,提高诉讼监督工作质量。一、捕后法院判轻刑案件的特点2013年,南郊区院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178人,经审查,批捕150人,不批捕28人。在批捕案件中,判处轻刑34人,轻刑率22.7%,所占比例高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考评标准值7.7个百分点(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考评标准值为15%),[1]呈现以下特点:1.从判决结果看,捕后判轻刑案件刑种均为拘役     

编者综述

本刊自1985年第一期发表胡有望《被告人上诉引起的重审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一文之后,陆续收到一些来稿,积极参与讨论。通过商榷和探讨,加深了对一法律条文的理解。从来稿看具体见地有三:(1)认为被告人上诉后,二审发现一审法院对被告人量刑不当需要改判时,那么,原判刑重的可改判轻刑,而原判     

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检察视角

职务犯罪轻刑化是指对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犯罪从轻处置的一种司法现象.司法实践中,它表现为立案查处起点掌握过高,自首、立功的认定比率过高以及缓刑、免刑的适用比率过高等方面.立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之视角,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路径在于加强职务犯罪各诉讼环节的监督力度,即深化侦查监督机制改革、正确行使量刑建议权、充分运用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落实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同步审查机制、加强刑罚执行的监督力度以及深入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     

刑罚改革的切入点

刑罚的改革,应当是以轻刑化为切入点,即通过改革,使我们国家的刑罚实现轻刑化,以趋向世界刑罚发展的潮流. 轻刑化的理由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三个: 第一,轻刑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经济犯罪的轻刑化

轻刑化是刑罚发展的总趋势。在这一趋势指引下,刑罚的设置和适用表现出比以前相对较轻的发展势态。本文以经济犯罪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经济犯罪重刑化的表现和危害,分析了经济犯罪轻刑化依据,并对经济犯罪轻刑化的途径作了初步探索。     

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探析

我国对职务犯罪的量刑很大比例是从轻、减轻处罚的。从打击职务犯罪的作用上来看，轻刑化可以使得部分案件的侦查成本降低，但过分的轻刑化又会导致刑法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量降低。如何规范、控制职务犯罪轻刑化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必须探讨的问题。     

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分析及解决途径

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不利于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推进和深入开展;职务犯罪轻刑化原因是多重的,本文主要立足于司法视角,分析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侦审阻断机制初探

为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必须抑制侦查对审判的影响,通过一定诉讼机制,实行侦审阻断。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由于侦审阻断机制不健全,导致侦查中心主义,庭审流于形式化、走过场。应借鉴域外两大法系的做法,正确理解侦审阻断的概念与法理,完善我国侦审阻断机制。     

职务犯罪判决轻刑化的混沌原因分析

近些年来,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较轻刑罚甚至给予较多缓刑,在业内被称为职务犯罪轻刑化。轻刑化成为近年来法律界和全国人代会上热议的法律问题,也成为了检察工作面临的难题。通过关注职务犯罪判决轻刑化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职务犯罪判决轻刑化原因存在于立法、侦查、审判与法律监督的各个阶段,其中每一项原因都与其他原因相互关联,一项原因衍生出另一项原因,相互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原因的混沌状态。各种原因经过一定效用累积后,产生职务犯罪人轻刑判决的后果,始料未及却又在情理之中。发现这些原因对于今后职务犯罪案件办理、提高反腐成效大有裨益。     

纯正行政犯轻刑化初论

风险社会的不期而至,使得刑事立法步入活性化时代,尤以行政犯的扩张为显性标志。立足于我国违法犯罪二元治理体系,相当的犯罪化是我国应对社会风险的积极选择;着眼于世界刑罚轻缓化改革趋势,相当的轻刑化是我国刑罚现代化改革的应有之义。经由“行政犯—刑事犯”的类型再区分与“犯罪化—轻刑化”的耦合得出“纯正行政犯轻刑化”这一命题。在依据证成上,纯正行政犯具有自身的轻刑逻辑与现实基础,纯正行政犯轻刑化根本上是由其犯罪本质所决定,其扩张态势、刑罚结构性缺陷以及较强的社会感刑力是其轻刑化的现实基础。在路径构建上,不仅要完善纯正行政犯轻刑化的制度供给,而且要强化纯正行政犯轻刑化的司法适用,还应推动纯正行政犯刑罚执行的社会化。     

重刑与轻刑的辩证思考

重刑与轻刑是目前刑法修改中急需解决和统一的认识问题,鉴于认识上的偏颇和理论上的分岐,重刑与轻刑的讨论一直表现的十分激烈。笔者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进行客观的评估,以论证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轻与重。略陈一孔之见,以求教于诸位。一、要辩证地看待重刑与轻刑应该肯定地说,重刑与轻刑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其区别看,重刑是指限制人身自由和剥夺生命的刑罚之适用范围过宽,或所实施的刑罚过重,即轻罪重罚。轻刑则与此     

刑法结构的轻刑化演进及其刑事政策协同——基于对日本《轻犯罪法》的比较考察

危险驾驶罪等轻刑罪名的增设推动我国刑法结构向轻刑化演进,对我国固有的罪刑观念与二元化违法犯罪制裁体系造成冲击。日本刑法呈现出典型的“大刑法结构”,犯罪圈高度扩张,《轻犯罪法》处于刑法结构的最低点,对《轻犯罪法》展开全面考察有助于为我国应对刑法结构轻刑化提供理性参照。《轻犯罪法》具有预防性、象征性与补充性特征,以司法化程序确立法治保障,实践中大多数轻犯罪案件均是以不起诉实现程序分流,少数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也是以略式(简易)程序为主且刑罚轻缓,由此兼顾效率。《轻犯罪法》虽是日本犯罪圈扩张的代表,但适用中却有效控制了刑事资源的投放与消耗。面对我国刑法结构轻刑化过程中轻刑罪名的立法扩容与司法激增,应理性认知轻刑罪名的预防性色彩与轻微罪质,确立“增减并进”刑事政策,即在立法增设轻刑罪名之时同步削减投放到轻刑罪案刑事反应系统中的制裁性要素与程度。同时,治安违法行为轻罪化及其制裁程序司法化符合刑事法治理念与人权保障诉求,具有正当性,但应当在逐步积累轻罪治理经验并充分理解轻刑罪名本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不能操之过急。     

论《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对渎职刑事案件量刑的影响为视角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渎职刑事案件轻刑化问题逐步凸显,这一问题亟待得到有效解决。2013年初,两高出台《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解决轻刑化问题作出积极回应。本文通过对《解释》的出台背景、特点以及意义进行阐述,分析该解释将对解决渎职刑事案件轻刑化问题产生的积极意义,并对解决该问题给出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