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文本上的“报告工作”问题论析——兼评法院工作报告通不过事件

现行宪法和组织法对人大常委会、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对人大"报告工作"作了规定,其中有不一致的地方.宪法上的"报告工作"有特定的范围,并带有监督控制的意图.宪法上的"报告工作"的责任性质是政治责任,而非法律责任.这种政治责任的责任承担者是担任政治职务者.至于其承担政治责任的方式则要视人大意志而定,因为担任政治职务者是由选举产生的.在法院工作报告通不过事件中,首先要区分法院责任和法官责任,其次,法院责任是一种政治责任,法院院长承担政治责任,最后,法院院长承担政治责任的方式在目前宪法体制下可以由人大行使罢免权来解决.当然,法院院长也可以引咎辞职.     

政府责任演变与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府强化其社会责任。本文首先界定了政府责任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三种形态。其次，介绍了政府“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实践和演变，指出政府“社会责任”缺失是导致中国社会失衡的重要原因，并分析了导致政府“社会责任”缺失的若干原因。最后，结合国际经验论述了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府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提出政策建议。     

反思与厘定:行政问责制概念再探讨

我国意义上的问责制就是指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不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而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承担的是一种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其问责对象应是各级政府首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问责范围是因社会重大公共事件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以致有损政府和官员形象的行为。应将行政问责严格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泛化、滥化倾向。     

问责制概念及特征探讨

问责制,就是关于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好分内之事的公共权力行使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例等制度的总称。问责制的特点主要有:“问责”、“问责制”这些词是新鲜的,但实质上不是新鲜事物;问责制的出现具有应急性,但已向“长效型”问责制转化;问责制包括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但重点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追究机制;问责制涵盖多元被问责主体,但重点是各级各类领导干部;问责制以同体问责居多,但以异体问责为主流发展方向。     

问责制概念及特征探讨

问责制,就是关于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好分内之事的公共权力行使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例等制度的总称。问责制的特点主要有:“问责”、“问责制”这些词是新鲜的,但实质上不是新鲜事物;问责制的出现具有应急性,但已向“长效型”问责制转化;问责制包括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但重点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追究机制;问责制涵盖多元被问责主体,但重点是各级各类领导干部;问责制以同体问责居多,但以异体问责为主流发展方向。     

党建引领云南抵边村寨强边固防建设的路径研究

<正>国无防不立,边无防不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的战略思想,并对强边固防、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云南抵边自然村寨2207个,占全国总数的64%,承担着为国守边的重大政治责任,备受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云南要“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云南要实现富民强省、     

关于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结合自身实际加以把握和运用,是企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石油作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中央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承担着重大责任。中国石油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履行好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好“五个统筹”,推进中国石油持续有效较快协调发展。     

官员财产申报：民意与权力的PK

日前．对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破冰之拳”,各地官员与民众的反应截然不同。一项对阿勒泰和新疆其他一些地州市官员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七成受访官员反对“财产申报”制度;而另一项网络调查显示,九成民众支持对官员财产进行公示。从某种意义上讲,官员财产要不要申报、能不能公示,成了民意与权力的PK。     

官员“粉丝”：政坛新潮流？

粉丝是近年来网络上出现的新词，它是英语“fans”的音译，是歌迷和什么什么迷的意思。时下，网络上又出现了官员“粉丝”群体。政府官员是否应该拥有“粉丝”？这些“粉丝”在中国究竟拥有多强的生命力？会是衡量我国民主政治进步的一个小小窗口吗？     

论美国的政治司法化

在美国 ,司法成为了强大的政治力量 ,政治责任从立法和行政向司法转移。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之所以能够承担政治司法化的功能 ,是因为他们拥有一项强大的权力 :司法审查权。由于拥有司法审查权 ,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判例为政治生活树立了新的行为标准 ,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联邦法院以普通法院审判诉讼案件的方式行使司法审查权 ,能使法官巧妙的解决政治纠纷 ,既约束法官的权力 ,同时又能使司法审查充分发挥作用 ,对美国的政治生活起着莫大的影响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责任缺位的原因分析及路径选择——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值得相关责任主体反思的事件，但反思的重点更应当集中在政府在此次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承担上。因为政府责任缺位是导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政府责任缺位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软弱以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官员问责制和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等存在缺陷造成的。为了规避公共危机的发生，应选择恰当的路径来强化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公安院校大学生忠诚教育研究

公安机关的性质和所承担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要求人民警察必须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法律的忠诚。肩负着为公安队伍提供人力资源重任的公安院校,加强在校大学生以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为核心内容的忠诚教育。它不仅关系到公安院校培养目标的实现,而且关系到公安队伍建设的成败和公安机关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落实。因此,以增强学生职业的忠诚度,形成良好的忠诚品质,真正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忠诚卫士为目的,积极探索公安院校大学生忠诚教育的有效途径,意义重大。本课题组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尝试。     

政府官员人性假定问题探究

政府官员人性假定问题是制度创新因而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前提性问题。公共管理学界关于政府官员是“经济人”还是“公共人”聚讼不已。综述学界观点，梳理“经济人”和“公共人”的概念，应当明确“经济人”机会主义倾向和可能利他但却是有条件利他的特性；“公共人”是在既定条件约束下理性的、利他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具有非人格化特征以及有限理性和无条件利他等特性。“经．、济人”是政府官员人性实然状态的基本属性，“公共人”是政府官员人性的应然状态。应当以“经济人”为基础，以“公共人”为导向构建政府官员的管理制度，将政府官员的行为导向“公共领域的企业家”行为，从而奠定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行为基础。     

为官员“鉴表”的为何是网友

日前,网友“花果山总书记”因收集官员戴手表的公开照片．用专业知识为他们“鉴表”而名声大噪。这名网友称,内地官员比沿海官员敢戴（名表）,并称不公开戴不意味官员家里就没有好表。     

浅析公务员非自主行为责任

公务员的非自主行为在政府等级性权力机构中经常出现,本文认为,公务员对其非自主行为需承担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现行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和命令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但未明确规定公务员有不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的权利,本文指出这属于公务员法律制度上的缺陷,公务员法在这方面有待于更加完善。     

违法宏观调控行为之责任追究探析

宏观调控行为是一种新型的政府行为 ,其责任性质是一般的法律责任。我国应当建立、健全以法院追究为主的责任追究体制。对于公务员实施违法宏观调控行为造成的损害 ,公务员本人应当承担各种责任 ,主要包括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     

电视问政：“放炮”才有疗效

日前，湖南郴州首启电视问政，被问政官员冒汗“参考”，观众提问“不留情”，专家点评“不手软”，观众和专家齐向官员“放炮”，群众大呼过瘾。     

应大力推行和建立"庸官问责"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大批官员因在重大安全事故和责任事故中“负有责任”而受到追究的同时,问责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出现了从追究“有过”官员向追究“无为”官员深化的“庸官问责”新趋向。“出问题”的官员要受到追究,那些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庸官”也将面临着被罢官去职的危险。所谓“庸官问责”制,是指拥有公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如果工作不作为或不积极作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机关工作秩序和效能,损害了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就要受到懈怠权力的追究。在“平平庸庸并平平安安着”还大有市场的今天,“庸官问责”制无疑给官…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公安“三基”工程建设

公安“三基”工程建设,必须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贯彻于始终;必须坚持以创新为动力;必须以服务现实斗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在坚持注重推进实效上下功夫;必须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只有这样,公安“三基”工程建设才能真正提升公安工作的整体水平,才能为实现公安工作的三大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提供强有力的根本保障。     

官员“雷人语”与网络群体性事件

“雷人语”因其官员背景,在社会上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它透露着自利意识与本位主义,体现了某种官场潜规则,使政府形象妖魔化,社会矛盾焦点化,现实群体性事件潜在化.要化解官员“雷人语”的危害,我们必须要做好网络舆情的实时监测和引导,强化官员的公仆意识,改进对官员的选拔与考核方式,重视官员应对媒体方法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