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政府—农民博弈机制分析

征迁矛盾的性质是利益博弈而非观念对抗。地方政府一方,有将土地资本化的冲动,村民一方,也有将土地货币化的意图,双方共享一套"发展"的话语。征迁矛盾难以化解的主要症结在于,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博弈越来越往"无序化"逆向发展。如果只有村民和地方政府两个博弈主体,村民在双方"策略行为"的互动中将完全处于下风。中央政府和媒体作为第三方,预期角色为平衡者,平衡的结果应是抑制地方政府各种不合理的"策略行为",将双方纳入共同的规则之治中。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媒体倾向于从绝对化的角度定义"出事",第三方的加入反而强化了民众的"策略行为"。地方政府和村民相继升级"策略行为",到最后难免有村民使用"边缘政策",从而引发双输的悲剧。     

城中村城市化与村民市民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城中村城市化与村民市民化紧密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根本。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主体利益矛盾,失地农民保障,养老状况堪忧,补偿标准过低,身份转化困难。城中村改造的关键在于村民失地后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为市民,但事实表明城中村改造后的居民虽然不再是农民但并没有能够融入到城市进而成为市民,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变为城市边缘人。村民变市民需要多管齐下：拆迁政策需配套,民宅与城市同步,农民需脱胎换骨。     

努力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救济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取得长足发展。但村民自治中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围绕村民自治权益的各类违规违法和侵权行为频发，相关法律救济制度有待完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矛盾化解渠道不畅、村民自治领域上访事件增多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村民自治的有关权利（力）界限、健全乡级人大监督纠错机制、完善法律救济机制，促进村民自治健康有序发展和广大农村的和谐稳定。     

走出村民自治中“两委”矛盾的困境

村民自治是转型时期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是发展基层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自发端至今，村民自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简称《村组法》)正式颁布以来，村民自治得到了明显的强化。但是在实践中，村民自治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作为村一级两个主要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即俗称的“两委”之间的矛盾日益凸出，并愈演愈烈，使村民自治陷入了一种困境。为此，如何走出村民自治中“两委矛盾的困境，以确保农村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各项农村政策的有效落实成为了党和国家十分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     

村干部的两难困境及其出路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过去集行政和经济大权于一身的生产大队也随之改成了只有法定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历史和现实错纵复杂的矛盾胶着在一起,村干部角色的转换并未带来真正的职能转变,反而因为原有的某些管理手段的丧失或弱化,使村干部陷于两难境地。     

"一肩挑"模式的困境与农村基层治理

“一肩挑”模式是各地在解决农村两委矛盾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种新型基层组织构架模式，该模式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并不能根本解决两委矛盾。农村治理模式的症结是两委关系界限不清，而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村民自治。     

村庄政治中微观主体间的划分和互动

村庄政治的基本模式是村民的。但目前的村庄政治呈现出矛盾和失范的困境。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就是完善法律重建自治秩序,实现微观主体间良性互动。     

农地减少后村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探析——以山西省X村为例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在农村,土地问题也是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焦点。村庄的人口迁移、土地被任意占用、土葬仪式混乱等问题导致村民土地逐渐减少。为使村民能有更好的生活保障,必须建立完善＂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政策,逐步推进对宅基地的集约利用,制定合理的殡葬制度。     

社会资本范式下村民自治与城镇化农村社会治安管理

城镇化对农村社会治安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影响。但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公共安全需求与基层派出所警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显。要构建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创新农村社会治安管理模式是关键。而管理创新离不开村民自我管理和主动参与意识的培养。通过社会资本范式分析农民自治意识,对创新农村社会治安管理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     

提高村民自治意识 完善农村村民自治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村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践中村民委员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和壮大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但同时也不断有新情况、新问题出现 ;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在当今农村中虽不普遍存在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村民自治的发展 ,是当前农村实施、完善村民自治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试论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政治体制的伟大创新。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农村的经济状况、社会事业得到了空前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其成效显著。然而,它的推行给基层民主化进程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农村传统观念、传统习惯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本文主要从多种角度去理解村民自治,对村民自治的进程和成效做了阐述,并对村民自治过程中的问题做了详细分析,最后对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的二难性及其解决思路

时下村民自治处于二难的尴尬境地 ,集中体现在“两委矛盾”、“乡村矛盾”和“村民矛盾”等三对矛盾上面 ;二难的内在成因是国家在处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时进退失据 ;二难性之解决 ,可以考虑从规则内博弈—→规则之博弈、治理型组织—→服务型组织、单一化组织—→多元化组织、单维度视角—→多维度视角等四个方面着手。     

村民自治视阈下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探析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成果,它开启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大门,为民主文化在农村的传播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村民自治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不会因为村民自治在农村的成功实施就使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一劳永逸。随着实践的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仍然需要进一步推进,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又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唯有走渐进的民主化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     

论乡政村治模式下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难题在于“乡政”与“村治”的矛盾，实质是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权力的冲突。在观念层面上，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上，要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外因素来看，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还可通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络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     

量力而行办实事

最近，在农村采访，听群众说了这么一件怪事：这个村有一条“烂泥路”，长久以来一直影响着村民们的出行，因此，行路难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村干部和村民。最近，村里决定，筹资治理这条“烂泥路”。可是。这一决定不仅没有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反而遭到了他们的反对。     

关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的几点思考

村民自治不但是我国亿万农民走向民主富裕康庄大道的必由之路,而且是解决当前农村各种尖锐矛盾,促进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有效途径,完成基层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乡镇政府民主化改造的前提条件。加快村民自治建设,有待于《村民自治法》的出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村民自治指导机构地位的提高。     

村民选举权利的法律保障与救济

村民选举权是法律赋予村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及农村利益关系的日趋复杂，村民选举权利在一些地方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这不仅挫伤了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而且也破坏了村民自治组织的合法性，进而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应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建构相应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机制，从而从制度安排上保障村民选举权利不受侵害。     

东湾村的“靠母球”

“靠母球”在保康县两峪乡方言中指的是靠得住的人。就在两峪乡东湾村，有个人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靠母球”．他就是马祖尧。     

农村干群矛盾的成因及其化解

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的转型,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之间不断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冲突。从形式上来说,主要表现为村民与村干部以及村民与乡镇基层干部之间两种不同的矛盾冲突类型,其成因关键是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从而导致利益纠纷。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尽快建立农村利益矛盾的协调机制,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同时,努力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     

试论外来“帮扶力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第一书记”工作实践的调查

自村民自治实施以来,受到了来自于制度与现实的各种压力。制度的压力主要是两委关系不清而造成的两委矛盾以及乡镇"指导"变"领导"而导致的村民自治行政化问题;现实的压力主要是村庄经济与文化的落后和空心化等所造成的自治能力低下。"第一书记"作为一种与村庄无利害冲突的外来帮扶力量,如果能够准确定位、确立正式的工作原则、科学地开展工作,对村民自治就是一种积极力量。但"第一书记"对村庄的帮扶具有很强的临时性、偶然性,是一种非制度化因素。因此,"第一书记"在工作中必须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其工作应当以培育村民自治能力为核心,帮助村庄完成从靠人帮扶到制度立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