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的司法抉择

农村房屋买卖纠纷的解决多年来一直未找到既有法律依据又有社会效果的路,《物权法》出台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这一司法难题是宅基地使用权的保障功能和效率功能、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还是无效这两对矛盾的体现。以这两对矛盾的内部调和为基础,结合纠纷的实际情况,农村房屋买卖纠纷的解决应以保障功能为先兼顾效率功能,确认合同效力时应确保宅基地使用权的保障功能,因而认定与非本村农民之间的买卖合同有效,与城镇居民的买卖合同无效,同时在处理无效合同后果时体现宅基地使用权的效率功能。     

宅基地租赁——解决宅基地使用权继承问题的一把钥匙

在宅基地上的房屋仍可居住的情况下，关于不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且不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本集体组织成员和非本集体组织成员对于身为本集体组织成员的被继承人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允许继承的问题上，目前学术界分为允许继承和不允许继承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但这两种观点或者照顾了继承人的利益而损害了集体组织的利益，或者照顾了集体组织的利益而损害了继承人的利益。本文认为如果将土地租赁权制度引进到该继承关系当中来，便能兼顾和平衡继承人与集体组织双方的利益，从而使该问题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     

十年纠纷终有果——记省人大常委会监督解决一起宅基地纠纷案件

7月9日,琼山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钟万荣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议,专题协调解决王、谢两家宅基地纠纷问题,双方当事人终于同意按调解方案协调解决宅基地纠纷。这起延续十多年的宅基地纠纷案,经过省、市人大常委会的依法监督,终于有了公正的结局。     

论宅基地管理的自治模式——治理视角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

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国家自上而下推进的旨在提高宅基地管理能力及扩大宅基地权能的体制改革。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扩大宅基地权能层面,主要议题围绕宅基地是否应该流转及如何流转,忽视了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宅基地管理层面的制度创新实践。对江西余江的个案研究表明,为了提升宅基地管理能力,地方政府注重动员基层社会,形成制度化了的宅基地管理的自治模式。对这一宅基地管理模式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的研究表明:积极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不仅关乎严格规范的宅基地管理制度的建立,而且对优化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有重要意义。在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向全国范围拓展过程中,增加治理的视角有利于更全面地更准确地评估试点成果,避免掉入单向度扩大土地权利的财产权陷阱。     

积极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宅基地市场——启动农村宅基地市场化改革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市场化深入发展,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要求,现有宅基地产权制度面临一系列深刻问题和矛盾。文章提供了启动农村宅基地市场化改革的具体思路,以期逐步调整和改革现有宅基地产权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宅基地市场。     

叙以和谈中的一桩历史边界纠纷--1926年英法中东<睦邻条约>的影响

1991年 10月开幕的马德里和会开启了全面解决阿以冲突的和平进程。然而 ,作为双边谈判的重要一环———叙以和谈却屡屡受挫。历史上叙以之间存在着 3条边界 :192 3年边界、1949年停火线和 196 7年战争前双方实际控制线。谈判中 ,以色列坚持以 192 3年边界作为两国实现最终和平的边界线 ,而叙利亚强调 196 7年战争前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来以色列立场有所松动 ,因为它意识到还存在着一个 192 6年英法在中东达成的《睦邻条约》。如果以色列坚持 192 3年边界 ,它就得承认 192 6年《睦邻条约》中规定的“叙利亚享有在太巴列湖、胡拉湖和约旦河的渔猎和航行的权利” ,对此 ,以色列历届政府至今未置一辞 ,双方在边界谈判的基点上不能达成一致 ,和谈陷入僵局。     

一桩特殊案件的理论分析

周某(女)在某县信用社担任出纳员期间,因还赌债,非法占有本单位库款3万元。为掩盖犯罪事实,又与其弟共谋制造储蓄所被抢假象。2000年12月13日下午15时许,当该储蓄所只剩被告人周某和另一出纳员江某时,周某之弟等二人持刀进入营业室,将周某和江某捆绑起来,用封口胶封上嘴巴,并蒙住眼睛。江某反抗,被刺成轻微伤。二人假装乱翻抽屉、保险柜。造成抢劫假象后,分文未取而去。案发后,该县检察院以职务侵占罪对周某起诉,县法院以抢劫罪定罪。检察院提出抗诉,被告亦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审理过程中,法院、检察院、被告方在本案到底应该定抢劫罪还…     

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与优先性——兼论“调解优先”

诉讼调解具有价值正当性,是我国大陆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强制调解＂、盲目追求和相互攀比调解率等现象,究其思想根源,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司法政策强调＂调解优先＂,从肯定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转变为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强调诉讼调解的价值优先性,是与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相矛盾的,是与法院的审判职能相矛盾的,也是与民事诉讼制度和ADR之间的功能分化相矛盾的。这种观念与对我国古代法制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传统和国外ADR的片面理解有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对诉讼调解的定位是：肯定其价值正当性,而非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司法政策应当与这一定位相协调,＂能调则调,当判则判＂是比较科学的表述。     

乡土社会纠纷解决中的个人理性、社群意志和国家观念——对一纠纷个案的法人类学分析

通过对纠纷解决过程的描述与诠释以揭示正式与非正式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是法律人类学关注的重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个案分析方法对此重要问题进行全新的解释和探讨,文章试图回答(1)一个纠纷的顺利解决所依凭的法律资源/知识有多少、分几类,各自的作用、价值、局限及相互影响是什么?(2)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个人理性、社群意志和国家观念对纠纷的解决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     

关系社会的民间规则与纠纷解决——以彩礼纠纷为例

随着当下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文化变迁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面临着更新与再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正式规则与民间规则的互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彩礼纠纷体现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权力网络的利益化,规则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对于基层司法研究如何＂引俗入法＂具有重要意义。     

宪政视野下的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凭什么优先？而且保留？

法律优先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是德国行政法学的特有概念,它们都以立法权在权力分立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为理论前提。这两项原则不仅不被其它主要的西方国家采纳,而且其本身经受着新的宪政要求的严重挑战。     

论小区电信设施建设纠纷多发的原因及解决纠纷的法律途径——以小区基站建设纠纷为视点

准确界定与小区电信设施建设相关法律关系的性质,对于合理确定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减少因电信设施建设产生的纠纷,具有重要意义。电信设施的建设与业主利益密切相关,在处理小区电信设施纠纷时,既要保护小区业主的权利,同时又要对该权利加以限制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基于发展导向转型视角的考量

“富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具体体现。长期以来,由于奉行国富优先的理念,以及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人民并未随着我国国力的显著增强而富裕起来。必须尽快地将发展导向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变,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更多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共同富裕从理念变为现实,最终实现民富国强。     

纠纷解决:合村型社区建设的一种进路

合村型社区普遍存在共同体功能缺失、居民之间貌合神离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进路是复合性的,其中当有纠纷解决的一席之地。作为扩大的熟人社会,合村型社区可以充分利用传统熟人社会自治、合作式的解纷机制,因地制宜培育各种自治性解纷组织,明晰纠纷的类型和特点,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宣示社区规则、修复社区关系、树立共同体意识。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分析

通过和解解决刑事纠纷在本质上是个人权利(不追究权)对国家权力(刑罚权)的一种协调和平衡,在我国自古有之.它与刑事自诉制度、国家追诉制度、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都有密切的理论联系.对刑事和解的法律规制可以从案件范围和和解方式来考虑.     

从一典型案例谈医患纠纷的防控处置办法

近年来,医患纠纷事故频发,伤医辱医事件层出不穷,给医疗卫生服务行业带来了严重危害和不良影响,严重阻碍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改善医患关系和确保医患双方的根本利益,本文从广东潮州押医游行案例入手,对医患纠纷频发的客观原因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健全医患纠纷事故防控机制,实现医患和谐,彰显现代社会文明。     

利益纠纷视域下的农村社会结构与治理——以一起村民纠纷为例

农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重要的要求。转型时期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主要分为传统型、过渡型、现代型群体。在农村解决利益纠纷的主要途径即现代法治途径与传统伦理关系方面,不同类型的群体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这种差异性根源在于群体的内在本质性特征。实现农村治理需要以村委会、基层党组织构成的基层组织作为中间环节来弥合三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将在此基础上,逐步贯彻现代法治理念,并使传统伦理与其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