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与法律解释权辨析

司法权是法官在个案中行使的以裁判权为重心的权力,法律解释权是法官在个案中行使的对所适用的法律和所要处理的案件事实进行解释的权力,法律解释权属于司法权的一部分。司法权与法律解释权是同一种性质的权力,二者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法律解释权是一种相对独立存在的权力,它与司法权有一定的区别。厘清二者的关系,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保证司法公正。     

论事实作为法律解释权的对象

事实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或者发生的事情,同时又是被人感知和赋予人的意义的客现存在,是被主观化了的客观的动作、过程或者状态.司法过程中,法官根据法律对案件事实进行加工,提取出法律事实,并进一步阐发法律事实的法律意义,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法官的这些活动是法官通过行使法律解释权而进行的,事实因而成为法律解释权的对象.     

简论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

中国现存的法律解释体制将法律解释权集中于不参与司法实践的有权者手中,使得司法审判的主体——法官在处理法律解释问题上处于一种尴尬地位,严重违背了法律解释是为了更有效地适用法律的目的。通过法官解释法律的现实依据、本质特征、矛盾及矛盾分析、前景四方面对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进行分析,并由此确定法官解释法律的地位。     

论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

在刑事审判中,法官应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包括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法原则、合理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利益平衡原则。法官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具有弥补立法局限性和最大限度地促进司法公平、正义目标在个案中实现的重要价值。     

发挥法官能动性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法官能动性是民事法官享有的合理解释、平衡、选择法律和填补法律漏洞的权力,其实践价值是弥补法律局限、准确认定事实、实现诉讼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立法与司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现实需要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为此,要通过立法规范法官能动性的发挥,确立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理念,构建由法官主导的诉讼模式,制定和完善与审理配套的相关措施,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

《立法法》既规定我国的法律解释权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又赋予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但没有明确司法解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效力地位,使得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游离于整个法律体系之外。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这种效力不明确引发了大量问题,不仅无法完全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更是引发了法律规范适用的严重冲突。立法机关应规定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在我国立法体系中的地位,对司法解释的效力加以明确,实现法律解释形式的规范化。     

试论法官的多重角色冲突及其解决

理论上来说,作为国家授权享有审判权的法官应该严格依照法律履行自己的审判职责,但很多时候,现实情况使得法官并不能超然其外而依法判案,这主要因为法官须扮演多重角色使然。除了自身的职业角色外,法官们还须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作为生活在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个人,法官有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好恶,这些因素都必然潜在地影响他们的思维,使得他们在判案时会有多重的考虑。本文试探讨法官在扮演多重角色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解决这一的问题途径。     

法官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探讨

目前,学界一直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保持着持续热度的研究,并且学界普遍认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赋予是必要的,法官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可以使案件得到高效正确的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合法并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决定了它是否可以在维护司法公正和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对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有初步的了解,其次探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遇到的问题,最后深入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试论我国法官释明权的构建

法官释明权是法官的职权，被称为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修正器。为准确而公正地适用法官释明权，本文认为释明权适用应遵循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坚持法官中立、坚持公开透明、坚持适度的原则；应在诉讼请求、当事人举证、法官法律观点三个方面进行释明；释明的方式应分为口头和书面二种，口头方式以发问、晓谕两种为宜；法官行使释明的时间应是在当事人举证期限过后、法庭辩论结束之前进行。     

能动司法与宪法司法化

能动司法本质上是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立法权的侵蚀。宪法作为法律体系中位阶最高的法,体现了法律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应作为能动司法的边界。依据宪法,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解释宪法,司法机关没有宪法解释权。但通过人大常委会"督宪权"与司法机关"司宪权"之不同层级的分工,司法机关应享有默示的授权以对普通法律做合宪性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建立的案例指导制度即在能动司法与宪法司法化之间构筑了联动关系。     

有关"法律发现"的几点思考

"法律发现"是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寻找、选择可以适用于个案的法律活动,同时也是法官在法律解释中的一种权力.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进行"法律发现"是一种客观需要.法官的"法律发现"活动不是任意的,而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论我国法院司法解释权对法律形成的作用——以法的商谈理论、沟通主义法律观为进路

立足中国司法解释的现状,通过借鉴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在法学中的体现即法的商谈理论和马克.范.胡克的沟通主义法律观为进路,对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以及各级人民法院的"准司法解释"行为所引起的争论进行分析。讨论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在法律形成中的作用,以图为重新建构我国法院司法解释权对法律形成的基础性作用的理论体系做一尝试。     

对抗式辩论原则与法官释明权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对策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分别表现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模式更多地体现对抗辩论，而职权主义模式要求法官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行使释明权。对抗式辩论原则的实现与法官行使释明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对此，应加强律师代理民事诉讼纠纷，限制法官行使释明权的范围，使民事诉讼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变，实现对抗式辩论原则与法官释明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美陪审制的比较及对我国人民陪审制的完善

陪审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吸收非法律职业者参加法庭审判,与职业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民主制度,通过对中美两国陪审制度的对比,揭示了我国陪审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和误区。为此,应当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对我国的陪审制进行改革。     

美国的证据开示规定及其借鉴作用

美国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对证据开示的时闻、地点、范围、方法、特权、不开示的制裁方法、法院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法律后果、具体操作等都作了相应的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证据开示体系.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开示规定应结合审判实际,借鉴美国证据开示法律规定的经验,从各个方面予以完善,并注意法官释明权的适时行使.     

论纳税人的法律救济权

纳税人的法律救济权是指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纳税工作上发生争议,或者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时,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虽然我国的《税收征管法》明确规定了纳税人有法律救济权,但是法律救济权的行使却没有对纳税人的权利得到确实的保护。我国《税收征管法》规定的行政复议前置和缴纳税款前置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纳税人法律救济权的行使,也造成了纳税人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的问题。     

"自主选择权"探析

自主选择权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主观自愿,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所享有的自由选择商品或者服务、实现其消费利益的一种手段,它由主观自愿权和客观自由权构成.自主选择权作为消费者的一项重要权利,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消费者在行使这一权利的时候应该坚持"依法行使"、"相对行使"的原则、应该有一定的限度.立足现实,要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仲裁员民事责任及其豁免之学理探析

仲裁员应否向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和应否享有民事责任豁免取决于对商事仲裁性质的认识。商事仲裁的契约性和司法性之双重性质决定了仲裁员与当事人间的关系既具有契约性又具有司法性,仲裁员兼具服务提供者和“法官”之双重身份,仲裁员在仲裁活动中的有些行为是履行其契约义务的行为而有些则是行使司法裁判职能的行为。对于违反契约义务的行为,无论其是否有过错,仲裁员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对于司法裁判行为,仲裁员则应当享有民事责任豁免,除非其是故意为之。     

农民权利与公法之间关系研究

农民权利系农民基于城乡二元制度所定位之农民身份而享有。农民的身份性也为今天给予农民权利以公法保护提供了客观基础。公法具有不可消解的内部张力,这是推动公法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公法之所以能够为农民权利提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保护的原动力。宪法的静态规制功能是赋予农民权利以平等保护的前提,行政法的动态调整功能是给予农民权利以倾斜性保护的条件;农民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是宪法的价值追求,其享有和行使的程度是行政法价值的体现。     

论法官的德性

司法是一个对法律活用的过程 ,法官的德性在整个司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原因 :一、这是法律德性在司法过程中的动态延伸 ;二、这是弥补法律自身缺陷所必需的 ;三、这也是司法公正的有效保证。当前 ,我们在强调法律全面严谨的同时也要重视法官德性的培养 ,特别是应为规范法官的道德品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