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文化的法律价值

孝文化是华夏民族生活智慧的结晶，今天它仍然是家庭和谐不可缺少的基本道德要求。原创文化中的孝文化具有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尊重人格以及彰显权利义务对等的法哲学价值；孝文化在古代法制实践中又积淀了丰富的立法和司法价值。探索孝文化的法律文化价值可以从法律上有效规制不孝，以利于构建新型和谐社会。     

财产与人格关系探析——以意大利民法为视角

法国民法认为财产与人格具有同一性,德国民法则认为财产与人格是分割的,这两种理论都存在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意大利民法中的财产概念指向于利益性,以绝对性、交易性作为财产权利的基本特性;同时,以弃权义务、人的法律价值来界定人格,人格具有自主、理性的内涵,而权利能力只是人格在法律层面上的描述。意大利民法中财产与人格的关系,对中国有以下的借鉴意义:两者并非同一位阶的概念,财产是人格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通过对整体财产的拟人格化,可以使其具有法律人格。     

交往断裂:儒家礼法文化的隐含话语解读——以《论语》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论语》文本实际上体现出了一种内在的反话语交往的特点。其话语结构中暗含了一种对于以言语为媒介的人类交往行为的压制与消解。我们可以将此概括为交往断裂。这种倾向主要从个体人格、家族关系与社会礼法关系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这种反话语交往的倾向,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解读传统法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区矫正价值的多维解说

社区矫正所体现的价值问题,大多从社会、法律和经济三个维度上去分析研究,但是,它不足以全面体现社区矫正的价值.对社区矫正的价值可以作多维解说.刑罚意义上的社区矫正体现的是其矫正和教育;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矫正实际上是防止社会失范、无序的一种社会规范;文化学意义上的社区矫正,其本质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并以自身文明的进步来促进和体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社区矫正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社会资源.     

学生人格权的法律简析

一、学生人格权的法理渊源法律上的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固有的,由法律确认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为维护民事主体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基本权利。从本质上讲,人格权就是做人的权利,就是人进入社会的资格。人格权在法理上通常分为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两大类。一般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全部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而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涵盖所有人格权领域,是高度概括和抽象的人格权,它是具体人格权的源泉和补充。具体人格权是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化,在现代世界各国,具体人格权的种类通常由民事法律所规定,我…     

论法之美学价值的学术据理及其存在方式

法律以理性的方式追寻正义和真相，常常表现出其冷酷与保守的一面．看似与美学完全对立。相反。美恰恰是法律的应有之义．是法律本身的性质和使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的美学价值是值得我们去向往和追寻的。以法作为审美判断的对象进行评价，找到其在美学方面存在价值的学术据理，有助于人们了解法律本身易于为人所接受的一面。当一种事物具有了美的特质，它便可以使人接近、欣赏并享受，也便具有了美的价值。我们从法的价值、法的强制性、法的本体、法的运行等方面进行研究，都可以发现其美学上的价值投射。研究法之美学价值的学术据理及其存在方式有利于强化社会公众对法律的理解．消解民众于法之冷酷情感的心理距离，强化社会法治理念的社会认同。     

古典哲学对侵权法的思想启蒙

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划分从法价值的角度上阐释了侵权法的道德基础,表达了侵权责任在哲学意义上的本质;阿奎那认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共同为提高人类福利的更高理想服务,但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启蒙时代的理性自然法理论认为法律与道德是同义词,只要符合理性,法律所确认的就是合法的。     

顺应时代发展 回应社会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出台的前前后后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是社会领域的重要法律,其基础性和综合性地位不容置疑。认识和理解慈善法产生的背景、过程和需要明晰的问题是学习贯彻慈善法的基础功课,对慈善法的实施意义重大。一、制定慈善法的必要性和意义慈善法是社会领域的重要法律,是慈善制度建设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制定慈善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论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体”法

人物研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步骤.哲学史人物研究就是要将被研究者“客观还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被研究者哲学生命、精神生命和学术生命的“重生”.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方法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几种方法的“合力”会在一定意义上实现这样的研究效果.这个“合力”就是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体”法,即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统一、时间发展与空间拓展相统一、文本与话题相统一、主动创造性与客观逻辑性相统一.     

地方立法要重视立法技术规范

一、关于立法技术规范的修编立法是一种专业性强、需要多方群体协同进行的复杂劳动和集体行为,作为立法成果的法律法规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立法活动需要有各方共同遵循的文本格式和行文规范,才能保证立法质量。所谓立法技术规范,就是法律法规文字表达的规则和技巧,体现了法律规范的形式要件,是在文字和文本形式上保证立法质量的重要环节。     

新儒家推崇什么样的“理想人格”

新儒家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倡导良心、仁性的修养,不断提高生命境界,力求实现"理想人格"或"完满人格"。新儒家从其文化智慧中提炼出的"理想人格"概念,是一种对生命的深层次理解,旨在不断提高生命的意义,增进生命的价值,值得我们不断借鉴。     

法律文化研究述评

法律文化指称与法律有关的历史、传统、习惯、制度、学理和其他任何东西。从方法论意义上理解法律文化,把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研究法律的方法,对法律现象进行文化审视和解释,相对法史式研究,可能是一种更有学术意义的研究进路。     

我国商人法若干问题探讨

商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 ,商法包括商人 (商主体 )法和商行为法。我国虽有实质意义上的商人法 ,但还存在不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加强商人法基础理论的研究 ,构建完善的、规范意义上的商人法体系。     

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保护

一般人格权是法律赋予自然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它与自然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涉及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自由等人格利益,是自然人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权利,因而对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保护的探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一般人格权的基本概念、性质、功能等角度出发,联系我国的立法及司法现状,对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保护提出建议。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法律逻辑概念、特征与功能探析

在调解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社会规范集合体中,法律规范虽然不具有唯一性,但是却具典型性和重要性。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法律这一社会现象不仅存在着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逻辑起点和思维方式,而且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特殊的思维存在形式及思维运行规律。这一思维存在形式及运行规律的集中体现就是法律逻辑。基于法社会学视野,一是法律逻辑的概念是多维度的;二是法律逻辑的特征是多层次的;三是法律逻辑对于法学学科体系、法律实践活动以及法治社会的规则意识都具有较强的思维形塑功能。     

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保护

一般人格权是法律赋予自然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它与自然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涉及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自由等人格利益,是自然人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权利,因而对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保护的探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一般人格权的基本概念、性质、功能等角度出发,联系我国的立法及司法现状,对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保护提出建议.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法律与习俗

法律的习俗基础是法社会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如果把法律看成向社会生活开放的意义结构,那么习俗就是这一意义结构最重要的源头活水之一。习俗是法律诞生的母体,并在法律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给法律施加着重要的影响。即便是在成文法高度发达的今天,习俗仍是支撑法律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     

对我国法治进路中法律规则效能的检讨与反思

尽管文本法律与法治秩序为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但是实用主义的思维告诉我们法治的精化并不沉淀于文本,而是归结为注重效果的行动之法。客观上,这二者之间直接呈现为一种工具与目的的关系。规则滋彰而效果低下为我国法治进路中的一大积弊,因而如何辩证认知规范与存在的关联对我国的规则之治具有创新意义。     

传统文本观的谱系与新文本观的学理构建

20世纪以来，作为文论核心范畴的文本被赋予了不同内涵：结构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封闭、静态的与主体无关的审美客体；解构主义将文学文本看作开放的、生成流变的和互文性的非物质存在；建构主义将文学文本作为主体生命的呈现符号和意识形态话语交织的空域。可以说，文艺理论中的文本内涵似乎处于钟摆效应中，无论是向内的文本封闭性和文本间性，还是向外的文本主体性和社会文化性，均被不同流派的论者所强调并阐发。新文本主义则抛弃文本和“世界”的二元划分，以“语境文本”范畴统合二者。追溯文本的原初意义可以发现，文本具有的物性和事性在深层维度上都浸透着语境性。文本天生具有语境依赖性，没有超语境的文本存在。文本并不是以自身作为一种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文本的互动和关联之中生成的。文本并非对具体语境的描述，它本身就是构成具体语境的要素。以语境文本作为文学理论建构的范畴起点，可以重拾文学理论的审美价值维度、媒介多样性维度和社会文化维度。     

政治法实践中的制度演化——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例

由近代中国商会的政治活动观之,在成文宪法等政治法律基本不被实施的背后,近代中国依然存在非正式意义上的政治法实践。这种政治法实践在多个层面被充分展开,主要包括政治认可上的合法性审查、政治教化上的行为控制和政治妥协上的秩序诉求。这三种非正式的政治法实践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制度演化而非制度移植的路径。与西方现代政治法传统、也与中国古代政治法传统不相一致的近代中国政治法实践,在理论上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演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