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澳门刑法中的刑罚人道主义

1996年开始实施《澳门刑法典》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法的人道主义原则,但整部法典却贯穿着宽容及人道精神:废除死刑和无期徒刑、自由刑单一化、保安处分法定化、刑罚目的人道化、刑罚种类的道义性、刑罚适用的宽缓性等都充分体现其人道主义。这种立法思想和刑法价值观念有助于构建和推进内地刑法的进一步人道化。     

刑罚结构调整的理性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八）》在对我国刑罚结构的调整方面没有实现从重刑结构向轻刑结构的转变。我国刑罚结构仍是重刑结构。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在对刑罚结构内部各刑种之间力度的衔接方面进行了优化,更为重视无限额罚金的作用,这使得我国的重刑结构趋于合理,机能发挥更为充分。要实现我国刑罚结构的轻刑化,必须进一步废止死刑,提升社区矫正与罚金刑的地位,进一步完善有期徒刑的内部结构,增加若干资格刑。     

刑法修正向何方?——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

刑法修正案正越来越成为刑法修改的常态方式.刑法修正案(一)到(六)以严密刑事法网,提高刑罚力度为特色.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延续了以往修正案的重刑思想,但有自己的特色.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在立法目的的强调上值得肯定,在刑罚轻缓方面有所突破,但仍然存在诸多可探讨之处.强调反腐,但忽视了与刑法基本理论的契合;修法技术有缺陷,行为构成不规范;配套法律不健全,入罪理由太勉强.因此,刑法修正应把握好定位,严格坚持必要性原则、谦抑性原则,规范刑法修正的程序.     

试论新刑法对重刑的调整

试论新刑法对重刑的调整罗仁维作为制裁犯罪的主要法律手段，刑罚本身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重性。正如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所言，刑罚“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关于重刑问题，古今中外的刑法学家有过精辟的论述。但究竟何为“重刑”，至今尚无统...     

我国刑法现代化及其反思

理性主义的刑法价值趋同和刑法技术化是刑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刑法应树立起“市民刑法”现,并以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人道为原则构筑起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现代刑法体系。感性主义与本土刑法文化也对刑法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应进行反思并力求进一步完善。     

近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的演变与刑法改革

近现代西方国家不同时期在不同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对刑法进行了相应变革,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刑法改革主要体现为刑罚严厉化与个别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体现为社会防卫思想的法西斯化,二战后至今主要表现为注重人权保障与刑罚轻缓化和重刑重罚的双向倾向。     

“严打“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体现

"严打"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依照刑法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不能因为"严打"而降低定罪标准和加重刑罚;"严打"要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严打"期间对行为的定罪量刑应基本平衡;"严打"要遵守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情节适用刑罚,不应一律适用重刑.     

“矜老恤幼”:刑法宽容须有度——兼评《刑法》修正案(八)

我国古代矜老恤幼刑法制度具有严刑本质,同时也蕴涵着人道价值,但并非现代刑法中的人道主义。人道能够作为刑事法治的重要价值理念,但不是刑罚本身的价值要素,对矜老恤幼刑法制度应正确看待其人道价值功能。矜老恤幼的刑法宽容思想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相契合,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对矜老恤幼制度进行完善,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宽容有度、以宽济严,以实现刑法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     

刑法修正向何方？——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

刑法修正案正越来越成为刑法修改的常态方式。刑法修正案（一）到（六）以严密刑事法网,提高刑罚力度为特色。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延续了以往修正案的重刑思想,但有自己的特色。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在立法目的的强调上值得肯定,在刑罚轻缓方面有所突破,但仍然存在诸多可探讨之处。强调反腐,但忽视了与刑法基本理论的契合;修法技术有缺陷,行为构成不规范;配套法律不健全,入罪理由太勉强。因此,刑法修正应把握好定位,严格坚持必要性原则、谦抑性原则,规范刑法修正的程序。     

从刑法的价值与刑事政策角度看缓刑制度的完善

缓刑制度是集刑罚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于一体的刑罚制度,符合刑罚价值取向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同时也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在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鉴于刑法的稳定性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及刑罚价值取向的转变,我国缓刑制度亟待完善。     

略论刑法谦抑精神的文化困境——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

学界关于刑法谦抑问题的研讨已相对深入,但刑法谦抑的精神在中国法制建设中体现得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与中国法律传统文化有诸多不相融合的地方导致的.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犯罪圈大小的划定呈现出刑法泛化的特点,刑罚轻重的选择呈现出重刑化特点,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到依据.     

结合刑法修正案（八）探析我国刑罚结构改革——以刑罚轻缓化为视角

我国刑罚结构是以死刑、自由刑为中心,属于重刑结构。刑法修正案（八）彻底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在完善刑事处罚体系,对刑罚进一步轻缓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此次修法也给我国刑罚体系结构带来一些新问题,因此,还应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削减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提高罚金刑的地位和增设轻刑刑种等,对刑罚的设置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公序良俗原则及其对我国刑法的启示

公序良俗体现了社会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内在需求,是秩序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统一。秩序理性可以为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提供导向,而道德理性则是刑法人道性的表征。秩序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统一,是刑法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二元机能的理论根基,同时也是培养理性刑法的观念先导。将公序良俗原则引入刑法,不仅为刑法干预社会生活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同时也有利于规范国家刑罚权,促使国家刑罚权的理性运行。     

信用图像与金融刑法重塑

规制金融犯罪不力,理论难以自洽的金融刑法亟待转型。建立在广泛数据收集、大数据云计算基础上的信用图像对金融刑法的重塑有着重大效用。在工具层面,立法引入信用责任能够缓解长期自由刑带来的"刑罚耐受",司法借助信用图像能够提高金融犯罪识别率,降低犯罪黑数,增强金融犯罪"自体恶",缓解重刑供给造成的"司法排异"。执行阶段利用信用图像还能实现刑罚执行个别化,与前科制度结合建立授信减刑制度,实现"刑罚缓释";在理念层面,信用图像以其"时代之眼"还原了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地位失衡的真实图景,我国当前秩序中心主义的金融刑法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的"市民刑法"均无法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正确的应对之策是为金融刑法注入法律父爱主义理念,以实现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     

刑法的“进”与“退”——风险刑法观与刑法谦抑性之分析

刑法作为防卫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保持其谦抑性,不可贸然主动出击;摈弃传统的重刑主义刑罚观,构建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现代刑法理念在实务界以及理论界获得了普遍的共识。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所面临的风险呈现出多样性复杂化,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风险刑法的概念,即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应适当提前,而不是一味地谦抑、退缩;刑法之"退""进"选择折射出学者们价值理念的不同,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人们法治理念的确立以及对于法治的信仰,在此之前,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应当被贯彻与实施。     

对新时期重刑主义的反思

对新时期重刑主义的反思喻伟蒋羽扬重刑主义在我国历史上代代相传、陈陈相因。新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正日益呼唤人们树立新的刑法观，进而实现刑罚功能的三大转变。无论我们的刑罚目的、刑法价值取向，还是刑法谦抑性原则，都证明严刑峻罚终非治国良策，轻刑少罚才能长...     

现代社会治理视野下的刑法谦抑理论适用探究

刑法发展呈现出犯罪化、重刑化、处罚前置化等特征,社会治理效果却不明显。现代社会治理视野下,采用刑法谦抑理论具有增强公众认同、平衡刑罚权与公民权利以及恢复和稳定社会关系等优势,是极为有效的治理理念。刑法谦抑要求寻求妥当的最小处罚范围,提倡用宽和但必然的刑罚阻止人们犯罪以及再犯罪的心理,要求以减少法律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为目的对刑法进行限缩解释。同时也应划定底线,严防权力滥用,重视长远效果。     

论我国《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价值

剥夺政治权利是我国独有的资格刑刑名,在理论界,常常认为其政治评价的色彩过于浓郁,其政治性远远超过其刑罚属性。拟根据剥夺政治权利刑罚的具体的立法设置,探讨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之刑罚价值,即作为刑罚种类之一,它在报应和预防方面的一般刑罚价值,剥夺政治权利作为资格刑,其刑种所特有的人道、经济等方面的特有价值。     

刑法中善意原则之检讨——以人本思想为视角

人性人道人权应在善意的引领下成为法律的核心价值内涵.法律对人行为的定性是一种价值评价,而这种评价的标准必须是一种善良的标准.人本思想应内化于刑法,人性本善应成为立法者的内心确信,人道的教育刑理论应作为刑罚支撑,而在人权保障方面应注重人主体的差异性与主观方面的道义性.在立法上主张善意的应然法思想,司法上主张法官的善意解释原则,刑法只有在善意原则的指引下,才能实现保障人权的法律追求,成为人类良知的法律保障.     

论刑法修正案（八）的两点遗憾

刚刚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可以说是我国刑法史上一次跨越式进步,其条文涉及死刑罪名削减、刑罚结构调整和民生保护等内容,整体而言该修正案充满了人性、人道、人文基调,但是还有两点遗憾等待弥补和调整：一是被害人过错尚未法定化,二是老年人犯罪从宽年龄限定在75周岁尚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