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韦伯法律社会学理论中的＂中国法＂问题

韦伯＂中国法＂问题是他在建构宏大的社会理论过程中对中国与西方加以比较而形成的.韦伯认为中国法是家产制法律结构,其司法审判是家父长制的,并在私法、自然法观念、法学教育、法律家阶层等方面存在缺陷.后世学者关于韦伯＂中国法＂理论的争论其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法律和司法的态度问题和中国法律变革的方向和路径选择的问题.而韦伯＂中国法＂理论的意义就在于为中国突破当下社会转型和法律变革的瓶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一条可行路径提供了一种方法论.     

社会信用先看“信用政府”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提出要＂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这既规定了诚信体系建设的具体内容,也指明了构建诚信社会的努力方向。＂突出位置＂凸显了中央政府对诚信缺失现状的关注和警觉,体现了国家致力构建诚信社会的决心和意志,契合国情,     

《道德经》之道与伦理秩序

《道德经》之＂道＂,从伦理秩序的维度而言,是《道德经》理想社会中的合理的秩序,其以精神性的形式内渗于《道德经》所设想的社会秩序之中,本质上是包含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相统一的＂自由意志秩序＂。在《道德经》看来,要使＂道＂这种形而上的秩序落实为现实生活的秩序,不仅在于人们对＂道＂中所蕴含的秩序精神的自觉体悟与主观表达,调整现有的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活动的自觉践履。《道德经》以＂道＂为核心的伦理秩序思想,为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建设树立了一个价值愿景,对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形成也有着独到的启示意义。     

探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合理重建——从唯物史观、结构功能主义与社会批判理论看

城乡二元论似乎更拘泥于经济结构的分析,可能并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也难以应对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特征似乎在于国家功能过于强大而社会功能有待拓展,因而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在于正确处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确保国家的核心价值和宪法秩序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同时有序扩大＂私人领域＂,从而形成由国家机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各得其所的社会结构。     

君子的义利观

职场是＂求达＂的地方义利关系是人人都回答的问题义是约束条件,利是目标函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职场和学校的一大不同在于,学校是＂求真＂的地方,而职场是＂求达＂的地方。什么是＂达＂呢？＂达＂就是效率、效益或利益,也就是以尽可能少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简言之,就是求利,为组织求利,为个人求利。所以＂义利关系＂问题是所有身在职场的人都要回答的问题,根据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他或她是不是一个真的君子。关于义利关系的争论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两千多年了,有人主张＂重义轻利＂,有人主张＂义利并举＂,也有人主张＂利字当先＂。     

人大监督助推社会管理创新

民之治乱在于上,国之安危在于政。社会管理,既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助推器,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围绕＂前进中的问题＂和＂成长中的烦恼＂,重庆市垫江县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弹奏出一曲人大监督工作的新乐章。     

王阳明“知行合一”本体论解读

＂心即理＂是王阳明的＂立言宗旨＂,是他知行合一论的基础,知、行之所以能合一者,乃在于本体之心。王阳明认为知行本体即是良知,通过致良知,人将领悟真正的存在,这是本体论层次上所理解的知行本体。＂知行合一＂实践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品格,在成就自我的同时肩负社会教化、教育的责任,是君子品性的自然显现。     

戈尔丁的人性救赎之路——兼论《蝇王》透视下的“悲观的乐观主义”情怀

关于人性之善恶,自古以来争论不休,中国的孔孟之学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西方文化主张＂原罪论＂,认为人性生而有罪。威廉·戈尔丁作为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寓言编撰家,他的以《蝇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以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而卓著于世,威廉·戈尔丁也为此殊荣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戈尔丁的《蝇王》一反英国荒岛文学之传统,叙写了人性恶的文学主题,但作者在说明人性本恶的同时并不赞成罪恶,他旨在通过对《蝇王》人性本恶的表述倡导人类社会的善良与道德。从故事情节的道德评断上看,戈尔丁实为一个具有乐观生活情怀的＂悲观主义＂者。《蝇王》促使人类认识自身之恶,以达解救并改善自身之目的,这为人性恶之救赎提供了可行之治。     

司法平衡与“中庸之道”

司法平衡问题是中西古代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在此方面多有论述。司法平衡的理念在中西司法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司法平衡的理念又与中西哲学传统中的＂中庸之道＂有密切关系。中国古代的儒家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都讲＂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一种寻求平衡的方法,它可以适用于各领域。在司法层面上,它既是一种平衡不同利益的方法,也是一种平衡不同审判依据的方法。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传统刑事司法是“报应性”司法，片面强调惩罚犯罪，没能切实关注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和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通过“恢复性”刑事司法理念的影响，能有效保护被害人的权利、矫正犯罪以及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我国应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校园伤害案：社会转型中的偏离与内耗

近期,国内连续发生了几起校园伤害案,造成重大的社会创伤和震荡,其背后是社会内耗的蔓延和爆发。追溯其原因,是我国在从＂自然分配财富＂到＂社会分配财富＂的转型过程中,法律制度支持不足。由于我们的认识偏差,造成对策摇摆混乱,没有坚持从依法治国中获得控制力,反而深陷潜规则。而遏制伤害案发生的思路是降低社会内耗。举措是：边堵边疏,治表靠堵,治里靠疏。逐步从高成本、高内耗、不和谐的＂被动防御＂,转为低成本、低内耗、较和谐的＂主动防御＂,才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恢复性司法的本土移植问题研究

传统的报应性司法理念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由于其具有的惩罚性并不能使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根本的修复而受到质疑。与此同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在西方社会应运而生,历经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而渐渐取得认同。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若想进行恢复性司法的本土移植,条件是否成熟?在实践操作上是否应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证和探讨,以期对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建构探源

目前各种风险或危机的肆虐,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然而又无法预测的后果,引起了世人的普遍焦虑和畏惧,＂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流行话语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德国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当今人们所面临的风险是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风险＂,这种＂风险＂是当代社会的基本属性,这标志着现代社会已经进入现代性发展新阶段——＂风险社会＂,并对＂风险＂和＂风险社会＂的涵义进行了具体的阐述。由此建构了其风险社会理论。     

马尔库塞的“总体异化”理论及启示

＂总体异化＂理论是马尔库塞第一次提出的,也是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的表征。他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态社会、人是单向度的人、劳动是工具性的、爱欲是压抑的、需求是虚假的,这些理论观点体现了他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综合＂,有其合理因素和进步意义,对我国当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但他对异化现实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和对社会历史演变所作的形而上、非实践性的考察视角则是致使他这一理论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的症结所在。     

基于价值秩序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舍勒价值秩序理论浅析

舍勒认为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是共同体精神的破碎,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道德文化危机与意义危机,而深层根源在于价值秩序的颠倒.在他看来,自我获得的价值凌驾质性价值、有用价值凌驾生命价值、世俗价值对神圣价值的倒置等价值颠倒,是导致现代人意义世界凋敞的根本原因.舍勒在价值秩序理论基础之上,对现代性问题展开深刻反思与批判,为我们理解现代性、观察现代社会开辟了一个全新视角,但理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技术理性的价值转向

技术理性作为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热议的理论话题,其原因之一在于西方学者认为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是人类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实践问题。自霍克海默以来,众多西方学者表现出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持续关注,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技术理性时,表现出认可的态度,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将技术理性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剥离,进而一味地批判、否定技术理性,文明社会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治,而且与我国官方所宣传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符。笔者认为,技术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有其自己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应该透过历史的迷幻表象,深层次地分析其价值理性的＂剥离＂与＂统一＂,以期更好地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     

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社会批判性特质

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略萨,对世界文学的最重大贡献在于他的对＂立体＂叙事文学结构的创见。略萨小说不仅在文学形式上独具一格,而且其作品大都＂根植于现实＂,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特质。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拉美作家,略萨担负起了＂介入政治＂、＂介入生活＂的时代责任,他揭露现实、反对独裁,他一贯呼吁与倡行着作家与文学应以反抗精神立世的历史文学观。所以,＂世界结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是对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最为妥贴的称赞。     

近代中国为何落后于世界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余英时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这个重视教育的国度,其实一直都存在着一个反智的传统。这主要体现在法家、黄老及法家化的汉儒身上。他尤其认为,汉初黄老学派得势的真正原因不在＂清静无为＂,而在＂得君行道＂,     

以治学来干世——略论郭沫若的学术实践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郭沫若是心向政治的,他踏入学术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或无聊,然而,他又不甘于做那种与世无涉的学术＂蠹鱼＂,身为＂革命的学术家＂,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渗入到学术研究之中,使得学术与政治两者因此得以沟通,学术最终成为郭沫若参与社会、介入政治的另一种方式,他的学术实践的成绩与失误皆在于此.     

2009～2010年度中国教育小康指数：67.6 中国教育满意度大调查

调查显示,＂入园难、入园贵＂、＂教师素质问题＂和＂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是最受关注的三大教育问题。＂歧视、侮辱、体罚学生＂,被选为中国老师最令人讨厌的行为,而＂比吃比穿比阔气＂则成为最令人讨厌的中国学生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