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公民扭送权之完善

公民扭送权是指法律赋予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实施临时扭送行为的权利。在国外,公民扭送权称为公民拘捕权,为各国法律广泛承认,但在权利的行使条件、行使程序方面有一些差异。我国公民扭送权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对平衡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作用不强。可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规定,适当扩大我国公民扭送权的行使范围,明确公民扭送权的证明标准、时间性要求以及告知义务。     

患者知情同意权探析——兼评《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56条的规定

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提高,由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引发的医患纠纷逐年增加,加强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的呼声随之高涨。因此,准确解读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深入剖析我国现行立法的相关规定及不足、进而提出完善建议已成为当务之急。     

立法动议权新探

立法动议是向有立法权限的立法主体提出有关制定、修改或废止某项立法性文件的立法申请,立法动议权是立法权范围内的权利,是不特定主体的权利,是不一定产生对应后果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立法动议权是立法模式转换、经济利益多元化、民主参与以及公众社会利益实现的必然。从主体、范围、实体规则、程序规则以及权利的具体实施几个角度探讨立法动议权的范畴与法律保护问题。     

从法律角度看知情同意权

从法律的角度讲,患者知情同意权是指患者在知晓医生提供其医疗决定所必需的足够信息的基础上自愿做出医疗同意的权利,医方告知和说明的标准应采用折衷说,即合理的患者标准与具体的患者标准之折衷。     

新闻采访权的法律规制路径研究

由于人们对新闻采访权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且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使得在现实中新闻采访权与其他权利甚至是公权力相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路径对新闻采访权进行规制。在立法层面应明确界定新闻采访权,提升立法层级,增加授权性规范,规范新闻采访手段的使用,完善新闻采访权的监督机制,建立新闻采访权行使的程序机制。在司法层面应赋予记者特殊情形下的司法请求权,强化指导性案例在新闻诉讼中的适用。     

美国医疗知情同意权的历史嬗变及法律启示

医疗"知情同意权"(Informed Consent)作为英美法系的产物,是一项重要的私法原则,在其历史发展的嬗变中,始终与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等重要人格权概念密切交织着;在美国医疗诉讼法律史中,知情同意权有着严密的逻辑演进路径,经历了从"医师标准"到"患者标准"再到"理性人标准"的嬗变,形成了一项独特的免责特权制度。同时,对"知情同意权"的适用和侵权保险保障机制做出了合理的规制,这对当前我国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有着重要的法律启示。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权法保护

患者知情同意权包括充分知情权和自我决定权,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解决医患纠纷,保护患者利益。《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告知义务的内容,平衡了医疗机构和患者的关系,但缺乏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配套救济制度,也没有关于患者意思表示能力的规定,有待进一步完善。     

海域使用权与渔业权冲突中的利益衡量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海域使用权和渔业权制度,但由于权利的性质等原因使得相关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存在冲突,解决两种权利的冲突成为海域使用制度完善的重要基点。海域使用权和渔业权的平衡需要用利益衡量的法学方法,通过权利价值的衡量,使与两种权利有关的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和制度利益达到平衡。     

论公民抵抗权

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本文统称公民)在行政活动过程中对行政主体非法作出的或作出非法的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享有直接抵抗的权利。抵抗权具有伴生性、限定性和保护性等法律特性;抵抗权正当性来源于人民主权、自由权利、现代宪法之规定、人的主体性价值等。抵抗权的行使应当具备构成要件,范围应当包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两个方面。抵抗权应当有相关主体保护、行政主体自律和权义均衡配置三类保障途径。     

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权利冲突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和突出的法律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司法审判、行政执法和日常生活中。权利冲突是指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与相对一方的权利相互矛盾或抵触的法律现象,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包括权利不得滥用、基本权利优于非基本权利、利益衡量和平衡原则。     

空间地上权的立法完善

城市土地空间的利用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我国物权法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分层使用,但并没有真正确立空间地上权制度。法律规定存在未赋予空间地上权独立的法律地位、缺乏相应的登记规则以及权利冲突规则不合理等不足,为此需要立法明确空间地上权的独立地位、建立特有的登记规则以及合理的权利冲突处理规则。     

和谐医病关系中的“告知后同意法则”

"告知后同意法则"是解决医生的医疗决定权与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冲突的基本法律原则,更是构建和谐医病关系所应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医疗实践中准确适用这一法则既能达到医疗机构抵御医疗风险、救死扶伤的目的,又能使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得到充分尊重和维护。从法理的角度解读这一法则,就是要厘清医病之间在医疗行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使双方的权利在合理的区间运行。     

论知情同意权中医师的说明义务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通过知情同意权的行使充分维护其生命健康权。医师的说明义务是患者实现知情同意权的基础和条件。本文从医师说明义务的法理背景、法律依据、判断标准、说明对象、具体内容以及说明义务免除的情况等方面,对医师告知义务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以此来加强人们在思想上的认识,明晰医师的责任,充分维护患者的权利。     

关于医患纠纷

问：据说《侵权责任法》改了医患纠纷案中的特殊举证责任规定，具体情况怎样？。答：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中规定，医患纠纷中，医方有责任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或者自己的治疗行为与患方遭受的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现在被《侵权责任法》变更为“谁主张，谁举证”。     

试论医师知情权与患者隐私权的冲突与协调

医师知情权与患者隐私权是医患关系中的两项重要的基本权利。但在医疗过程中,医方知情权与患者隐私权的行使却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矛盾与冲突。事实上,权利与权利的冲突不仅是司法实践中法官们所遇到的难题,同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就医师知情权与患者隐私权的冲突做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我国警察盘查制度的立法完善

警察盘查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与影响,需将其合理地限定在保障公共利益所必需的适度范围之内。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当场盘查和继续盘问的条件及程序规定较为粗疏,还存在证明标准不明确、重要盘查类型未予列举,盘查救济途径不通畅等问题。由于权力行使界限不明,盘查权缺乏法律依据,进而造成人权保障缺乏防护。而完善盘查法制不仅使警察盘查权行使具有正当性,能够和谐警民关系,并能有效制约权力,保障权利和自由。     

引导疏通 良性互动 实现行政维稳效果最优化

（一）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疏通利益表达渠道 1、立法保障。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目前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人权观念深入人心，政府的服务理念不断增强．已经具备将请愿权明确载入《宪法》的条件，因此，建议把请愿权明确纳入《宪法》保护。此外，《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立法重心应当放在引导和促进上．使公民现实地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而不是一味地消极限制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阻塞意愿的表达渠道。     

票据质押法律适用中几个难点探析？——以《票据法》和《物权法》不同规定为视角

票据质押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手段被我国《票据法》和《物权法》所承认。由于票据权利不同于其他的权利财产,两个法律文件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异,在质押权的成立、质押权的效力及质押权的实现等方面产生了如何适用的问题。基于两法的立法目的不同,依据两法所成立的票据质押并不冲突,属于不同的法律制度范畴,在法律适用上有所不同。     

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权的冲突与协调

消费者知情权与经营者商业秘密权冲突以主体双方分别对相关信息享有权利为前提,是由于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和交叉性导致的主体间的权利矛盾关系。协调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权冲突的原则主要有利益衡量原则、最大利益保护原则、权利位阶原则、权利平等保护原则、权利限制原则和保护弱者原则。应从立法完善、诉讼外的手段和诉讼内的手段三方面协调知情权和商业秘密权的冲突。     

公安机关的司法解释权应当得到法学理论的认同

现行法学理论将公安机关排除在行使司法解释权的主体范围之外，这是法理学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一个理论误区。公安机关兼具两种职能，除治安行政管理职能外，还参与刑事诉讼，具有司法职能，是我国刑事司法职能部门之一。全国人大常务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赋予了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对法律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权，公安机关行使司法解释权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从现实情况看，公安机关实际上在行使司法解释权。公安机关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只能限于刑事程序中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具体应用刑事诉讼的问题；二是公安机关执行刑罚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公安机关在刑事司法工作中涉及与其他司法职能部门的司法工作相关的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需作司法解释的，应当会同相关的司法职能部门共同解释。公安机关的司法解释应遵循的规则：应当统一由公安部行使；只能是现行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必须符合立法本旨；不得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解释相冲突。公安机关应设置一个由首长主持的权威法制机构，行使公安机关的司法解释权。司法解释的形式也应当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