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犯罪中既未遂形态的认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为例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最常见的一类,由于犯罪构成的特点,导致对其犯罪成立及停止形态的认定存在着争议。把握好数额要件在本罪中的法律地位及评价作用,才能准确地定罪量刑．体现罪刑的平衡。     

刑事和解罪刑均衡问题探析——以刑事责任为视角

刑事和解同罪刑均衡原则的契合问题离不开责任理论的展开与探讨,现代刑事法治所提倡的责任多元化被刑事和解积极引入并充分发挥。但是,责任理论本身的拓展仍不能回避关于责任的来源、归责、裁量等具体问题的考察与追问,刑事和解在这些方面碰到的固有问题还需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过失危险犯之提倡——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例证审查

传统刑法囿于以实害结果为过失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之观点而导致了过失危险犯在刑法体系中的阙如,但这早已不符合愈发风险化和预防化的刑事立法技术和教义学原理。关于过失危险犯在刑法中是否合理且正当存在着正反两种对立的声音,运用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可厘清其概念及理论根基。而个例分析法是佐证过失危险犯存在的最有力证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实然视阈下过失危险犯存在与否的策源地,这源于其作为行政犯的罪过形式的不明确性,对此主要存在过失说、故意说、复杂罪过说三种声音。对行政犯只要能排除直接故意一般宜认定为过失,拒绝执行防疫措施的行为人至少对亲友被感染或被隔离的后果一定是不希望发生的,据此应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加之原就可以构成具体危险犯,本罪乃过失危险犯的立法范例便不言自明。有了存在论的支持,将传统过失论的“结果本位主义”解释为既包括实害结果也包括具体危险结果,如此便可证成增设过失危险犯之合理性。但刑法毕竟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且鉴于刑法之谦抑性与处罚体系之二元性,对过失危险犯之“危险”应做“类实害性”限制解读。     

贿赂犯罪“数额+情节”模式运行实证研究——以J省2016—2017年的判决书为研究样本

贪污贿赂犯罪中"数额+情节"的定罪量刑模式赋予了情节独立的评价功能,特别是提升了"从重情节"的地位。但实证研究发现:数额支配情节的罪刑配置关系依然存在,情节仍未获得独立的定罪量刑功能,更未补白数额标准提升留下的空白;相反,《刑修(九)》后,贿赂犯罪财产刑虽有所提高,但判处的人身自由刑的刑期大幅降低,对行为人有利的情节适用频率远高于不利情节,背离了从严惩治腐败的立法初衷。犯罪的本质与罪刑关系决定了数额在贿赂犯罪中的重要地位,但更应提升从重情节的作用。为此,应进一步丰富常见的从重情节类型,细化情节适用条件,降低真诚悔罪、退赃等从轻情节的地位,方能求得公平正义,实现严惩腐败犯罪之目的。     

P2P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以侵犯著作权为视角

虽然P2P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交流中处于技术中立的地位,但是不可避免,P2P技术在应用中会自动实施侵犯著作权的"复制发行"行为。甚至,有的P2P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时,不遵守"通知与移除"这一规定。通过对这种行为的作为与不作为的考察,可以认定P2P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行为对其范围内的所有侵权作品具备支配能力,所以应当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来承担主要刑事责任。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制度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

最高法院的三五改革纲要中提出要研究建立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制度,这一制度在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也有比较充分的体现.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沿革,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相关法律中都有规定.以史为鉴,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制度有着深厚的社会道德基础,符合老年人犯罪特点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科学化的发展方向.《刑法修正案(八)》重新设置这一制度,从中能够看到中国法治的整体进步,也能够引起深层反思:法律应当如何吸收道德因素以实现二者的融合.     

比较法视域下过失致人死亡之刑事责任研究——以父母将儿童遗忘在车内致死为例

近年来,"儿童被父母遗忘车中致死"的事故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此类事件极大地损害了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造成了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当前"儿童被留车内"事故现状,揭露此类事故频发折射出的我国当前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陷,父母怠于履行监护人监护义务,社会对致害父母过分宽容,法律法规尚未细化,司法机关选择放弃追究刑责的问题。借鉴西方国家对其本国儿童保护的立法模式、保护思路和对此类事故法律制裁,我国应当对将儿童遗忘在车内致其死亡的父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问题刍议——以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件为分析样本

行政处罚与刑罚是针对违法者所采取的两种性质不同的制裁措施。在一个违法行为既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又违反了刑法规定的情况下,对该行为是给予行政处罚抑或是刑罚,以及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衔接关系,成为法律适用中的难点问题,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也屡屡陷入困境。以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为分析样本,在对司法实践中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行政处罚与刑罚合理衔接的构想。     

涉未成年人出入罪认定路径探析——以华某某性侵案为例

近年来,我国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频发,且很多案件愈加疑难复杂,致使传统刑法对涉未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的认定面临诸多挑战与冲击。通过对真实案例的多角度分析,展示司法实践中涉未案件出入罪认定存在的问题,提出涉未案件出入罪认定的对策,可为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证据审查和定罪标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关于玩忽职守罪几个问题的思考——以洛阳东都商厦大火案为中心

玩忽职守犯罪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 ,打击、预防玩忽职守犯罪意义重大。玩忽职守罪的主体应如何确定 ?怎样认定玩忽职守罪的责任及其责任之大小 ?如何预防玩忽职守犯罪等都值得我们研究。从司法实践上看 ,影响巨大的洛阳东都商厦大火案的判决本身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网络治理与网络平台刑事责任研究——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网络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法治问题的重大课题,网络治理与平台责任也成为建设法治网络的重要内容。《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增设相关网络罪名强化平台责任,推动了平台管理责任的刑罚化。在认定网络平台刑事责任时,应注重刑法归罪思维与网络技术思维的结合,在遵循平台归罪模式内在规律的前提下,探讨平台相关罪名构成要件的理解与适用问题,以实现强化平台责任与打击网络犯罪的双重目的,并发挥刑法的政策化功能,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     

刑法修正案（八）中入户盗窃问题研究——以彭某入户盗窃案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改,新增入户盗窃行为以盗窃罪论处,且对入户盗窃没有数额和情节的规定。那么是否入户盗窃行为就没有数额和情节的限制了,只要是入户盗窃都一律按盗窃罪论处呢？文章从一个典型案例入手来探讨入户盗窃是否需要数额和情节的问题。     

不法PUA入罪探析——以“包某自杀案”为例

不法PUA是行为人为建立对他人的精神控制所故意实施的工具性行为以及在精神控制建立后引诱他人进行自我牺牲行为的结合,严重侵害他人法益时,成立犯罪。工具性行为存在构成非法拘禁罪、侮辱罪、强制侮辱罪、消除身份化后的虐待罪、故意杀人罪教唆犯的可能。建立精神控制后,被害人沦为行为人的工具。行为人实则支配被害人自我牺牲过程,存在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强奸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的可能。不应基于“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而阻却不法PUA者的责任。     

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研究——以务工“农二代”为例

我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存在不仅给社会管理造成一定困难,也增加了犯罪的风险。当前我国以"农二代"为主的流动人口犯罪率逐渐上升,研究"农二代"犯罪的特征、分析"农二代"犯罪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农二代"犯罪的措施尤为必要。     

“亲属相犯”:近代刑法变迁中的法律传统——以民国时期的刑事立法为考察基点

关于清末法律改革的成败得失学界褒贬不一,考察近代的刑法变迁历程,在"亲属相犯"问题上,该观点尚有商榷之处。从清末民国时期关于"亲属相杀"、"亲属相奸"和"亲属相盗"的立法上来看,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人对于法律变革一直持谨慎和小心的心态,而并非是学界所谓的保守和顽固不化。回首百年的刑法变革历程,不难发现,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完全抛弃和对外来法律文化的完全接纳的做法均不可取。     

城市化进程中的外来人员犯罪问题研究——以温州为个案

城市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产物,是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象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能够改变世界的落后面貌,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生活.在这些地方,为什么会出现高犯罪率?本文通过对温州市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外来人员犯罪问题的探索,试图对全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犯罪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中国与东盟侵犯财产罪比较研究——以盗窃罪、诈骗罪为视角

财产罪是指侵害他人财产的犯罪,各国一般是以对财产所实施的侵害行为的手段来区分不同的财产罪,但由于历史背景和法律渊源不同,各国财产罪的范围大小不一,不同的侵犯财产罪的罪名在有的国家规定得很详尽,但在另一些国家却可能没有规定,但是,没有规定并不等于不处罚,而是有可能采取扩张解释的方法,包容到其他罪名中去。本文通过财产犯罪中的盗窃、诈骗罪立法上的差异,对比研究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刑事立法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