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弟学校成为义务教育供给主体的机理、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公共经济学的视角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义务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应该由政府保障其有效供给。然而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还处于边缘地位。现行属地化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使城市政府面临教育用地、财力等资源上的困境而无法满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需求，在此供需矛盾下，义务教育的私人产品属性使私人有动机和可能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尽管其在办学条件、教学质量方面远远比不上公办学校，但其更符合低收入农民工的需求，进而成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一大供给主体。这弥补了政府供给义务教育的不足，然而会加深教育的不公平，影响教育的公益性。在城市公办学校无法全部吸纳农民工子女的情况下。应该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给予支持并进行规范管理。     

试论流动儿童少年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举家迁移”到城市,流动儿童少年受教育权利的缺损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如何保护流动儿童少年受教育权利关乎到儿童自身发展,义务教育普及程度以及社会公平等诸多问题。     

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农民工子女教育目前面临种种障碍和困难,存在着许多不公平之处,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解决的途径应加快户籍制度、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就地入学的管理服务机制;大力发动社会力量,扶持兴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加强学籍管理和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辅导。最终实现公平教育,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力资本视角下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据统计，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开始突显，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距和“二元分立”的义务教育体制，使得民办子弟学校教育资源短缺，流动儿童失辍学情况严重。对流动儿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培养，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下的制度改革入手，突破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合理调配教育资源，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群体的受教育问题。     

影响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制度和政策分析

就制度和政策层面而言，影响流动儿童在城市中入学的因素主要是，我国的基础性制度决定着相关政策难以有效执行和执行中存在偏差；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本身存在一些缺陷；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没有与农民工政策相互衔接和配套。科学有效的政策文本是政策执行的基础和前提，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问题必须从改变政策文本开始。解决流动儿童的入学问题，应该剥离户籍制度与某些特权的关系，要更加注重社会政策的公平性，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与农民工政策的协调。     

基于“教育公平”的城市公办学校流动儿童辅助教育研究

在我国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实行两为主政策以后,内隐于教育活动中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开始显现,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在教育中还无法和城市学生一样享受平等的教育。因学校教育系统本身具有的不公平性,使其忽视了对流动儿童需求的特殊关照。而辅助教育则是针对流动儿童的需求建立的一种教育形式,它依托流动儿童教育中心、咨询机构、高校帮扶中心和社区帮扶中心等组织,通过开展补充学科课程知识、进行个性化课程教学,来保障流动儿童接受公平的教育。     

少数民族农民工代际和谐互动研究——以贵阳市背篼为例

文章主要从代际流动的角度考察了贵阳市少数民族背篼农民工三代之间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变化、经济收入、家庭期望的现状和特点，通过分析得出少数民族农民工代际流动方面的基本结论，提出了少数民族农民工代际和谐互动的建议：提高教育水平、增加流动机会和提高社会公平。     

从机会公平视角论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体现了对实现教育公平的追求。进城农民工子女也应当享受与城镇儿童同等的受教育机会的权利。必须对现行义务教育的投入和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合理分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成本;仅有相关法律是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保证其得到有效实施。     

试论新生代农民工阶层的社会流动问题

农民工阶层的产生是其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相糅合的产物,新生代农民工随着代际传递沿袭其父辈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城镇化浪潮的趋势下,从教育程度、职业与收入、户籍变动方面,表现出其在竞争的马太效应下呈现的阶层流动固化的倾向。职业结构、教育程度水平相对较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存在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从加强职业教育增强后致性因素力量、完善基本社会保障、改革户籍制度等方面入手,可保证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序流动。     

农村留守儿童人格教育刍议

儿童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农民工家庭由于亲子教育的缺失而对儿童人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利影响。留守儿童的人格发展问题不仅关系农民工的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而且关系到农村教育事业的和谐发展,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的人格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海市民工子弟学校存在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随着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流动人口涌入上海,据调查,1997年上海流入人口总数为271万人,其中适龄儿童少年的人数为34万。流动儿童少年就学问题是伴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而出现的现象,这个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解决的程度怎样,直接关系到上海市今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从目前看,流动儿童少年就学问题主要是通过非正规方式——民工子弟学校解决的。笔者曾两次深入徐汇、闵行、长宁三区部分民工子弟学校中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对民工子弟学校的产生与发展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后,提出如下有针对性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和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与社区建设——兼论巴黎骚乱对构建和谐社区的启示

巴黎骚乱的一些教训给我们许多启示,提示我们应该未雨绸缪,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和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问题,因为他们目前在城市中的处境与法国青少年移民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和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问题,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是摆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面前的重大课题。只有通过社区建设,给他们以人文关怀,以人为本建设农民工社区,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才能使他们顺利融入城市。     

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交往探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

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交往遵循独特的运作逻辑.从其城市生活的社会情境出发,学校类型、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育方式、社区人员构成和社区公共服务满意度都会影响到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接触机会、交往过程,从而产生不同的交往后果.为此,应从教育设置、家庭因素和社区结构三方面共同促使流动儿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交往系统.     

中国农民工现阶段的社会流动——一个基于社会流动渠道的理论解释

农民工流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本文从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特别是流动渠道这个角度出发,分析我国现阶段的农民工流动。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第一,我国农民工流动绝大部分为水平流动,向上的垂直流动少之又少,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现状令人担忧;第二,农民工流动的渠道单一,仅仅依靠自身的社会资本,其它流动渠道堵塞,由此形成了诸多社会问题;第三,农民工水平流动的渠道是社会资本,而当农民在城市工作后,其向上垂直流动的主要渠道是人力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数据的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政治资本仅对男性有持续的正向影响、亲友网络关系仅对女性有持续的负向影响、教育水平仅对初次职业地位有正向回报，这并不是说市场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没有回报，而是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较低的人力资本和高同质性的关系网络有关，因此需要给予其更多的受教育和异质性关系建立的机会，协助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     

农民工流动动因及特点研究综述

"流动性"既是农民工存在形式上的一大特点,也是当前解决农民工就业、教育等问题的症结所在。研究农民工的"乡-城"流动对认识农民工群体的形成、以及预测农民工群体的发展势态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以来中国农民工流动机制变迁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流动机制变迁经历三个基本阶段：1978-1992年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体的产业流动机制建设时期;1992-2002年以国企改制和非公经济发展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建设时期;2002年至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城乡一体发展体制建设时期。其基本特点与历史经验是：第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搭建了农民工流动机制的基本框架。第二,从城乡二元流动机制走向城乡一体流动机制。第三,从产业流动机制到地域流动机制有序放开。第四,在城市流动机制中,以沿海城市与中小城市为吸纳主体。农民工市民化以小城镇为吸纳主体。改革以来农民工流动机制变迁,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农民工流动类型的分析及政策建议——以浙江省的长三角城市为例

通过对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可探讨农民工流动的类型及其利弊。在我国农民工流动的主要输出地（如浙江）,农民工流动的主要类型有远距离流动和近距离流动;就业型流动和定居型流动;强关系网络型流动和弱关系网络型流动。但这几种类型的流动弊多利少,既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的减少,也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强引导和鼓励,促使我国农民工流动实现从远距离流动向近距离流动、从就业型流动向定居型流动、从强关系网络型流动向弱关系网络型流动的转变。     

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图书馆与新生代农民工关系探微

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极强的信息需求，公共图书馆应该发挥其公益作用，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让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到城市大熔炉中来，把为农民工服务落到实处。     

影响农民工职业稳定性的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

在城市政府为农民工提供越来越多、更加公平的公共服务的同时,"招工难"现象却并未因此减少。在对"招工难"现象的解读中,供给总量的增速减缓是一个方面,农民工职业的高流动性也不容忽视,因为农民工的频繁流动不仅造成企业用工成本增加,而且因摩擦性失业的上升放大了市场用工的紧缺现象。本文在基础理论和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拟定了一个影响农民工职业稳定的分析框架,拟从个体特征、经济水平、流动经历和职业满意度四个方面测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新一代农民工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形成了较高的求职期望,但农民工难以从提高的教育投资中获得物质利益,因而职业流动性增强,流动经历没有对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产生惯性的持续影响。与客观的工资水平相比,主观的工作发展、工作待遇和工作条件满意度才会对职业稳定性产生显著正效应,且尤以工作发展满意度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