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俄语安全问题

苏联解体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俄语的地位一落千丈，俄罗斯所面临的语言安全问题——俄语安全问题也日益突显。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俄语安全与俄罗斯在其国内外的战略利益休戚相关。目前俄罗斯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俄语安全的积极措施，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俄罗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高民族素养以及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推广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语言法:塔吉克斯坦“去俄罗斯化”的新发展

自独立以来,塔吉克斯坦实施渐进式、温和型的去俄罗斯化政策,旨在复兴主体民族文化、进而建构国家民族。2009年出台的《国家语言法》则是进一步去俄罗斯化的探路石,标志着去俄罗斯化迈向了全面化、强制性的新阶段。俄语的地位和发展问题已成为塔俄关系走向的敏感要素。     

试析乌克兰语言政策的去俄罗斯化

独立后,乌克兰历届政府均实施了“去俄罗斯化”语言政策,主要表现在通过语言立法降低俄语地位、缩小俄语使用范围以及改造乌语等方面。究其原因,乌当局将打压俄语作为矫正历史上语言强权的工具、缓解国家认同危机的途径以及乌俄关系中外交博弈的手段。由于乌境内俄语居民众多、俄语地位在乌俄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语言政策受到国际组织监察等因素的影响,乌克兰未来语言政策的去俄罗斯化将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试论现代俄语与俄罗斯政治的关系

作为民族最稳定、最鲜明标志的语言，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问题常常引发民族关系问题，引发国家政治问题。俄罗斯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边国家，其通用语——俄语的国内状况、国际状况、自身状况及俄罗斯的语言政策等对俄罗斯的内外政治产生着重大影响。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

通过分析安全研究领域中人们普遍采用的几种建构主义安全化研究理论,来解读美国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的过程,可以发现:在诠释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过程这个问题上,以实践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理论或分析性框架比注重话语分析的社会科学理论或分析性框架更加有效。强调将实践上的变化作为成功构建安全的标准,这就将目标指向了如何将科学认识加以社会构建这一理论工作。把安全化当做一种更为普遍的认识构建过程的一个具体案例,这将可能将我们导向一种理论的改良,这种改良的理论所要描述的是一个更为广大的由行为主体和网络构成的整体构架,一个随时间推移产生的新兴现象的知识演变过程,一个文件与言论发挥多重作用的复杂话语体系。此外,要想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家层面上的安全化进程,一个很有价值的做法就是进行比较案例研究,特别是同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进行对比,因为中国在气候政策决策上推行的是一种经济发展框架。中美在气候政策方面的关系缓和推动了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召开,这一事例将为比较案例研究提供一个有趣的框架。     

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

语言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认知,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媒介,也是安全研究的重要维度。特定的话语可塑造威胁身份,叙述危机故事,对言语对象制造话语障碍,形成话语压力,建构话语危机,影响相关政策,使特定问题安全化,并影响安全程度的高低,导致不同的安全政策,甚至助推战争。中国在近三十年来一直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话语压力,在国际舆论场中经常陷入不利境地,有时由于某个话题成为舆论焦点,遭遇话语危机,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中国威胁世界秩序”以及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等。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亟须研究和应对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中国需要加大世界发声力度,提高话语主动性和自觉性;加大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宣传,重塑中国话语的国际语境;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避免话语与行为的盲目自大,避免不必要的话语攻击和误解、有针对性地做好美国关于中国话语的改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话语障碍和话语压力,有效缓解和化解话语危机。这是为中国塑造良好外部环境、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使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顺畅的重要条件。     

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共识、分歧及其逻辑

联合国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辩论已经持续十几年之久，但是这些辩论并未达成有关气候变化与安全的普遍性决议。既有的研究文献大多利用安全化理论来描述和解释这个过程，但是缺乏解释力和叙事的完整性。安全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忽视安全化进程中听众的能动性，因此无法对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整个进程和结果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作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比较分析框架，据此对这些辩论的逐字会议记录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并提出辩论中其实存在着两种话语实践，代表着对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和应对途径的两种认知和逻辑，而不仅仅是安全化的途径和逻辑。从政策的角度看，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虽然存在有限的共识，但面临着巨大的认知差异、话语竞争和逻辑分歧，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性决议的政治可行性较低，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具权威性、合法性、普遍性和专业性的治理安排。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应维护该机制的主渠道地位，也应在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中发挥更大作用。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历史演进及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国际局势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难解难分,世界各国都在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国际安全局势的变化。俄罗斯的安全会议诞生于苏联解体前夕,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接掌安全会议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不断完善该机构的工作和决策机制。俄罗斯总统作为安全会议主席领导安全会议机构,协同国家各个关键参与部门,在事涉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方面,尤其在打击车臣恐怖势力方面,做出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保证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俄罗斯安全会议还就经济、军事、人口、能源、生态、信息、科技等许多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构想。在国际关系领域,俄罗斯安全会议除出台对外政策构想、对独联体国家发展关系的方针政策外,还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关键时刻,及时做出重要决策,有力地保障了俄罗斯的利益与国家安全。俄罗斯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与中国面临着相似的内外安全问题,其设立安全会议的经验及具体运行机制等均对中国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值得中国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     

话语操控与安全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安全化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理论,尽管它提出话语在安全化中具有核心作用,但是对于话语在安全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却缺乏详尽系统的阐述和解释。鉴于哥本哈根学派在这个方面论述的缺失,一个基于"话语操控"的安全化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安全化过程中话语的作用机制做出较为系统和具体的阐述。此理论分析框架把安全化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或"话语实践"具体操作化为话语突显、话语框定和话语定位三个变量,即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这三个变量的话语操控手段或过程来实现对某一问题安全化程度高低的控制。首先,为了使某个问题具有较高的安全化程度,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话语突显使问题得到较高的公众关注度,从而有助于问题被纳入安全议事日程之中。其次,获得公众对问题的关注度之后,安全化行为主体就需要通过话语框定对问题的性质、严重性和解决方案等予以界定和阐明,以进一步塑造公众对问题的认知图式并能动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最后,通过话语定位对相关方进行定位以确定各自职责并确立其行为,不同的定位会产生不同的权利和职责,进而使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差异。     

中亚国家语言安全问题探析

2021年是中亚五国独立30周年.独立以来,中亚国家一贯坚持构建和强化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统一的语言生态被政治精英视为国家凝聚力的体现,各国政府大力调整语言规划,赋予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地位,扩大主体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重塑国家语言权力地位格局.语言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价值愈发凸显,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进入了更多研究者的视野.中亚地区语言实践表明,语言活力代表国家文化风貌,生存兴亡事关民族文化安危;语言使用标记身份特性,争夺身份权益威胁社会稳定;语言应用保障信息资源流动,语言能力建设维护安全战略利益.     

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论析

中亚国家独立后在语言政策方面既有共同点，即致力于发展主体民族的语言，又有不 同之处，即各国对待俄语的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中亚社会中存在的多语言现象不仅没有成为国家 发展可资利用的资源，反而成为一个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的政治问题。中亚国家已经意识到 多语言政策是其明智的选择，但未来中亚国家仍然面临如何不再把语言政策当作是各种政治游戏 的借口，而应把它转化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利用的资源的问题。     

世界主要安全问题与安理会的“安全应对”

本文以联合国安理会2000—2010年通过的各项决议为基础，重点分析这一时期的世界主要安全问题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安全应对”（Security Response）。一般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的“安全应对”程序可以概括为：问题识别一达成共识一冲突管理，即联合国安理会将重要事项列入（尤其是长期列入）其议程，识别出一种“存在性”的安全威胁；在凸显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尽早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推动相关规范和标准的建立；在冲突依然没有缓解的情况下，组织国际社会用维持和平或建设和平等方法进行冲突管理。本文第三部分试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安全应对”进行具体案例分析。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思想探源

俄联邦国家安全思想是冷战后俄联邦关于运用现有的资源和潜力,抵御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生态、信息等领域的内外威胁,保障个人、社会和国家安全问题的总的观点和理论.俄联邦国家安全思想是对俄传统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完善.本文通过对以俄联邦国家安全政策为载体的俄联邦国家安全思想的历史透视,剖析了俄传统安全思想中三大重要理论--地缘政治论、军事实力论、集体安全思想对当今俄内外政策的影响,同时对这三大因素在俄罗斯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客观评价.     

俄罗斯在朝鲜核危机中的安全利益

朝鲜半岛是关系俄罗斯安全利益的重要地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直接关系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全。俄罗斯希望通过加强与朝鲜半岛上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促进远东地区经济发展和融入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有了新的转变,它注意平衡发展与朝鲜和韩国的关系,积极参与朝鲜半岛事务调节,增强自己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对于朝鲜核危机,俄罗斯的立场是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核武器不扩散制度,坚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以期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语言政策与国家认同: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失误与思考

苏联成立后,没有建立将俄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推广的法律框架,但在具体实践中却逐渐强化了俄语作为通用语的推广力度,并将推广俄语与构建"苏联人民"联系起来。由于没有辩证地区分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与交流作用,因而引起了一些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上述失误使原苏联语言政策未能有效发挥对国家认同应有的促进作用。     

从气候变化到气候安全：国家的安全化行为研究

安全化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的必经过程。在非安全领域的问题能够造成(潜在)威胁并已成为国际社会重要议程的前提下,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本国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以及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决定该国是否将该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国家有关自身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是核心因素。英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安全化上的行为表明:若某非安全领域问题具有全球性,那么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距离可以等同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较大威胁,那么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也受到较大威胁,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威胁较小,这将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未受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小。第二,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受到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大。为了限制国家在安全化行为上的反复变化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的障碍,联合国可以通过发挥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促使气候变化"集体安全化"。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并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框架文件。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合作程度、社会认知深度、治理行动速度等都明显逊色。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其他的全球性环境议题,但其议题安全化的分散性却不利于建构整体性的安全认知。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体现在生态、治理目标、谈判、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四个层面。生态层面是指生物多样性的安全认知;治理目标层面是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爱知目标"与安全的联系;谈判层面包括资金机制、资源动员、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保护区以及主流化等议题;各缔约方及其他行为体层面不仅在各项议题上表达各自关切,同时也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建构为粮食安全、水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等多元安全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导致了该问题虽然在话语上进入了安全领域,但是缺乏共同的安全认知,难以提供简明和清晰的治理目标和路径,不利于推动全球有效治理。     

援助安全：一个基于援助载体的新议题

对外援助是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一方面,作为一种由援助国提供的特殊性国际公共物品,它是全球治理和国际发展领域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的一种对外政策工具,对外援助在国际竞争舞台上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国际政治中,有志于发展的对外援助都与安全问题息息相关。援助与安全之间的联结经历了从一般关联到深入互嵌再到"安全化"的演变历程,安全思维越来越多地影响对外援助过程,冲击着连接援助国和受援国的援助资源载体。面对嵌入对外援助过程的"安全化"趋势,通过聚焦援助与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发展趋势,试图诉诸安全视角来审视援助载体,并因此提出了"援助安全"概念框架。该框架致力于从国际结构转型、援助国和受援国关系及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等不同角度探寻援助过程中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与制度资源分别面临的多元安全威胁和风险来源。援助安全可以从技术条件性、透明性、实施预算管理、提供援助安保人员训练和改革全球援助体系等举措得以保障。     

安全、发展与国际共进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中国需要发展以"有效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国家安全战略应追求增强的安全、相对的安全、开放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全向度的安全、发展的安全、共同的安全、统筹的安全和避免过度安全化的安全。中国实现国家安全持续发展和有效安全应秉持的战略指导原则为:安全与发展共进,应对与进取并举,治标与治本兼顾,合作与反制并用,内部与外部统筹。中国需要减少应对性思维,增加进取性思维,在安全问题上学会不断转化和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安全环境的能力。有效安全需要建立一个统筹、高效、专业、法治的国家安全体制,提升国家安全体制的执行力。有效安全的外部布局需要按照"全向有序、内外兼修、能力相称"的原则。通过阐述中国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宗教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海外安全等十个领域的状况,实现有效安全的界定,存在问题的评估,并分别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战略举措。中国要汲取美国和苏联在安全问题上的教训,两者分别在冷战后期以及九一一事件后将局部安全问题扩大化、过度化,导致国力消耗,资源分散,能力不相称,最终使得安全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中国要重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共进与互补性,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安全发展道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的安全智慧。     

独联体国家与中国建立新型安全合作关系的历史回顾

苏联解体使原来苏联的疆域上出现了15个新兴国家(其中12个为独联体国家),使与中国有共同陆路边界的国家由12个增加到15个,同时也使相关国家面临新的安全环境。1991年12月以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开始探索建立一种新型安全关系模式——合作安全关系。这一过程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有关国家在边境地区各自裁减军事力量并在边境地区建立相互信任;其二是有关国家在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划分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