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合法性”概念上的几个认识误区

在我国的现阶段,“合法性”概念的使用有被“误置”的潜在可能性。本文针对人们对“合法性”认识上的片面性,全面澄清了有关“合法性”概念认识上的误区,指出“合法性”完全有别于“合法”,“合法性”有特定的运用领域,文章也对“合法性”与“合法化”及“有效性”与“合法性”进行了区分。     

宏观调控政策协调:正视“非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突如其来的“非典” ,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了新的变数 ,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前景 ,既要预防低估“非典”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而盲目乐观 ,又要避免高估“非典”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而消极悲观 ,我们应该正视“非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审时度势地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化“非典”对宏观经济的消极影响为宏观经济重新增长的契机 ,实现抗“非典”胜利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双赢”。一、“非典”对宏观经济的消极影响“非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有四方面 :一是“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是“非典”对就业的影响 ;三是“非典”对物价水平的影…     

正风歌

家中不听“枕头风”,外出不忘“调查风”。任人不搞“裙带风”,办案不允“说情风”。身正不怕“诬告风”,办公不怕“吹冷风”。有才不管“嫉妒风”,成绩不准“虚报风”。说话不兴“浮夸风”,办事不容“拖拉风”。对上不追“谄媚风”,对下不要“耍威风”。学习不刮“一阵风”,批     

台岛点滴

“公投制宪”的实质所谓“公投制宪”,就是以全体公民投票的方式,对宪法草案进行投票表决。台湾早已有一部所谓的“实施已久、为民进党及陈水扁政权所依托的‘宪法’”,即“中华民国宪法”。如果一定要制定新“宪法”,首先就要对原“宪法”进行处置。处置办法之一是对原“宪法”进行公民投票的直接表决,或“国会”的间接表决。陈水扁妄图通过公民投票制定“新宪法”,并在其中加入“台独”内容,为实现“台独”制造法律依据。这就是“公投制宪”的实质。“公投立法”的由来所谓“公投立法”,过去是“台独”分子企图推动的“法理台独”步骤之一…     

三权设限,遏制“一把手”犯罪

曾经出现“一把手”“前腐后继”的浙江省磐安县,近日出台对“一把手”分权的政策,决定在全县25个政府机关推行“一把手”“四个不直接分管”,即对财务、人事、物资采购、工程招投标工作不直接分管,使“一把手”由“操作员”变成为“监督员”,同时增强知晓内情的副手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另据悉,杭州市前不久也推出一项《规定》,对党政“一把手”的人权、财权、事权都做出了限制,防止“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浙江对“一把手”的三权设限一问世立即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不少省市也在效仿,准备制定制约“一把手”的相关措施。杭州某地…     

公民的安全叫“公安”

“安”非天然因“暴”在所谓“公安”．即“公共安全”．也即社会秩序、公共财产、公民权利等方面的保护。任何国家均有公安机构及人员,咱们叫“公安局”和“民警”,更多国家包括旧中国,称“警察局”和“警察”。,“警局”、“警察”、“警探”,不怎么悦耳——常听老太太吓唬顽皮孙子时说,“再闹,叫警察来抓你!”这当然是对旧警员的坏印象．也是对新警察的误读。咱们在“警察”前缀以“人民”,叫“人民警察”,简称“民警”,“人民警察为人民”．感觉亲多啦。     

虚拟与现实:对"网恋"现象的理论分析

借用社会学的“戏剧论”和经济学的“对称交易论”,该文认为,作为一种“交易”的“网恋”现象,有“前台”和“后台”之分。在“前台”,如果“网恋”双方在信息上的交流是充分的,那么“网恋”双方的信息输入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就直接决定着“前台”信息交易和初次“后台”交往能否成功地得以实现。在“后台”,如果“网恋”双方在资源拥有量上对对方是真实的预期,那么“网恋”双方资源拥有量的充足、稀缺程度对比,就直接决定着“后台”资源交易和持续交往乃至结婚能否成功地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该文对“网恋”的过程与结果进行了“假设——命题”和模型分析。最后,该文还从韦伯的“理想类型”的角度,对其分析模型进行了反思。     

说“疑”

“地球为什么绕太阳运转”,“生物的物种为什么能代代相传”,“人类社会为什么能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些都是对事物的疑。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关键在于人们对“奇”所持的态度。如果对“奇”产生“疑”,并且破“疑”,就会解“奇”了。宋代朱熹说得好: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     

"三多三少"的争鸣实质在于市场经济本质特征认识上的分歧

对理论界关于市场经济“三多三少”的争鸣,应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上去统一认识,具体包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性”与进入的“条件性”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资源配置“二重性”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自由性”与“盲目性”的认识。     

森林资源人为扰动的生态意识形态控制研究

经济全球化以来,人类活动对森林资源的过度扰动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意识形态是人类对森林资源进行合理扰动的控制手段,其功能主要表现为“生态认知”和“生态自觉”。实现对森林资源的“积极扰动”,需要转变已有的意识形态:哲学观上从“人类中心”向“和谐共生”的意识形态转向、社会价值观上从“技术理性”向“生态理性”的意识形态转向、经济产出观上从“经济功能”向“生态服务”的意识形态转向、文化观上从“掠夺自然”向“敬畏自然”的意识形态转向。     

环球习俗拾趣(二)——各国对数字的崇拜和忌讳

对数字的崇拜和忌讳是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之一。中国南方人喜欢“8”,认为8与“发”谐音,会给人带来好运。“888”即“发发发!”。北方人则喜欢“6”和“9”,有“六六大顺”和“生命长久(9)”之说。 世界上也有对数字的崇拜与忌讳。日本和韩国忌讳“4”,因为它在     

报道中常出现的错误之三:称呼简化不当

(一)对没有层次问题的称呼简化不当(1)把“人大常委会委员”写成“人大常委”,“人大常委会会议”写成“人大常委会议”。人大没有常委,只有其常委会的委员。据此,“人大常委会议”也不会有。(2)把“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中“组成人员”写为“委员”。“委员”     

陈水扁执政以来"总统"权力的演变

依据台湾“宪法”中关于“中央政府体制”和“总统”权力的安排 ,从制度面来看“双首长制”应该是比较合宪的 ,但是现实政治运作却继续贴近“总统制”。陈水扁上台以来 ,对其“总统”权力机制的建构 ,从对“行政院院长”的任免权、“行政院”的实际控制权、国安会及国安局、“府院党”的协调沟通机制等方面入手 ,已有所进展。     

论知事善任

军队干部工作不仅要“知人”还要“知事” ,实现“人事两宜”。“事”是军队干部工作理论中的一个逻辑起点 ,干部工作中许多弊端的根源与对“事”即干部职位缺乏研究有关。为此 ,必须加强对“事”或干部职位的研究 ,明确“事”的系统性 ,把握“事”的动态性 ,注意“事”的特殊性 ,做到知人知事而善任     

侦查概念探析

文章对“侦查”的内涵、“侦查”与“侦察”的异同、“侦查”与“预审”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究,并对国外预审制度进行了介绍。     

连宋登陆北京一路高歌 阿扁灭火点火四面楚歌 陈水扁的选择：“急独”“缓独”“和解”

“胡连会”刚刚结束“,胡宋会”又要开始。5月10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率大陆访问团抵达北京,外界关注的“胡宋会”拉开序曲。“胡宋会”能够达成哪些共识外界虽然尚不清楚,但其影响和意义已不言而喻。连、宋可谓一路高歌,而陈水扁的处境却是“四面楚歌”:一是党内杂音骤起“情同父子”的李登辉对陈水扁公开叫骂;党主席苏贞昌公开表示“不了解‘总统’的决策过程”;“副总统”也对多位民进党“立委”说对近来两岸政策的转折事“也都是看了媒体才知道”;“立委”对陈水扁两岸政策的摇摆有所不满,闹得最凶的“民进党立院党团”甚至提出要陈水扁…     

“上帝”可以休矣

不知何时、何故,“上帝”、“主人”等字词,如同“先生”、“小姐”、“老板”、“总裁”取代“同志”、“厂长”、“经理”一般,充斥在我们的书报杂志上。人们似乎对之已经司空     

王夫之辩证法网上的纽结

作者认为,辩证法作为人类认识之网,它不仅必须有“纲”,而且需要有“目”。如果说,阴阳对立统一是王夫之辩证法体系之“纲”,那么,“一多”、“同异”、“有无”、“体用”、“动静”、“常变”等范畴,就是王夫之辩证法网上的纽结。作者就“一多”、“同异”、“有无”、“体用”四对范畴,进行了着重的论述和分析,说明王夫之在这些方面是怎样批判和继承前人的思想,又是怎样对之加以改造和发展的。     

身分感

所谓身分感,就是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即“我是谁”。人对自己都有个自我评价,这里既有中正的“自分”、“自若”、“自尊”、“自重”、“自知之明”,也有自我肥胖的“自负”、“自命”、“自视”、“自恃”、“自是”、“自诩”、“自夸”等等,还有失去自信的“自馁”,以及适当表现风度的“自谦”。人们从一个人的这些“自我流露”里,多少可窥见他之为人。比如一个支部书记,本来是党的基层工作者,他却处处以“官”自居,动辄发号施令,口口声声“这些老百姓”如何如何,你说他是怎么认知自己的呢? 身分感,也是对“他人如何称呼自己”的一种敏感。那位支书,人家叫他“老王”,他装听不见,呼他“支     

清水江文书中纠纷解决的价值取向研究

在清至民初的清水江少数民族地区,当地居民主要遵循“情”“理”“信”三种观念作为其纠纷解决的价值取向。在处理纠纷时,首先讲求“以情育人”,充分尊重纠纷双方的人格尊严,并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照,体现对人性的尊重;其次讲求“以理服人”,通过订立文书契约,公正分配争议标的,并对侵权行为予以及时纠正,体现对正义的维护;最后讲求“以信取人”,通过对信守诺言行为的保护,以及对违反信用行为的惩罚,体现对诚信的追求。深藏在我国法律传统中的诸如“人性”“正义”“诚信”等这样一些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符的价值观念,不仅需要我们从本土的法律文化与实践中去挖掘与探寻,亦应当成为现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来源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