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莫斯科的两大政策分歧

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有过长达40年的密切关系,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与毛泽东代表的中共在国共两党关系和中国革命问题上存在重大政策分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和历史进程。毛泽东与莫斯科在抗战时期的政策分歧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二是抗日战争胜...     

解密档案澄清史实: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当领袖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是党史界关心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探索的中国革命独特的道路,曾引起共产国际的怀疑和不满。随着近几年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这方面复杂的情况逐渐澄清。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姚金果近日透露,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领袖。     

马林力促第一次国共合作

20世纪20年代，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起，筹划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促成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曾称赞马林是一个由“共产国际派来的”，“精力旺盛和富有说服力的人”。     

马林与国共合作

20世纪20年代，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起，筹划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促成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曾称赞马林是一个由“共产国际派来的”、“精力旺盛和富有说服力的人”。     

中共常驻共产国际的要员及其主要工作

张太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并致力于中共和青年团的对外工作.1924年7月,张太雷与卜士奇一起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会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1921年春,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委托,张太雷赴苏联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同年6月,他又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参与召开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旋即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在发言中呼吁共产国际重视和支持中国革命.7月,张太雷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共产国际早期对毛泽东的态度

正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最终确立都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同共产国际结下了不解之缘。1921年7月,28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记录时,就已经引起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注意。两年后,毛泽东之所以能在中共三大进入党中央领导层,与马林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     

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

1938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乘飞机取道新疆赴苏联,前往共产国际完成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党中央和毛泽东派任弼时此行共产国际,还得从王明回国说起。1937年11月29日,共产国际派苏联专机送王明、康生回延安。在此之前,王明在共产国际呆了整整6年。由于共产国际远离中国革命实际,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太了解,王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高度信任。1931年10月,王     

毛泽东与“斯内夫利特战略”的确立

“斯内夫利特”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荷兰人马林的姓，马林的原名为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所谓“斯内夫利特战略”，就是马林根据列宁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构想，从中国政治现状出发，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形式。西方历史学家把国共党内合作的战略称之为“斯内夫利特战略”，这一战略使列宁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构想从原则要求变为具体实践。已经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向我们展示了毛泽东对这一战略开始实施时的态度和他对确立这一战略所发挥的作用。党的“三大”正式决定实行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毛泽东和党的委员长陈独秀参加了这次重要的…     

论毛泽东处理同共产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华政策的历史经验

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曾对中国革命给予重要支持和授助,但也有过错误的指导。中共党内某些犯有“左”、右倾错误的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处理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     

1935年陈云莫斯科之行述论

1935年陈云莫斯科之行的重要初衷,一是重新建立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二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在莫斯科期间的经历一方面促进了陈云本人政治和经济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陈云通过多次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和其他宣传活动,增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工农红军和毛泽东的信任,对巩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最早客观地向世界宣传长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党史文摘

谁最先提出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列宁提出来的。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并当着共产党代表张国焘、王荩美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等人的面指出:“你们应当合作。”1921年列宁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驻中国,帮助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形态的演变

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可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俄罗斯解密档案中所称的"革命局",从成立的时间和主要工作内容来看,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的早期组织,在最开始并不是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组织,其组织形态经历了一个由"社会革命者联盟"到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的逐步演变过程。其间,无论是"不纯"的"社会革命者联盟",还是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其建立与活动都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派到中国的使者所起的关键作用分不开。     

陈独秀与马林的恩恩怨怨

陈独秀与马林,一个是中国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另一个是荷兰著名革命家,本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却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实现了"对中国革命的两大贡献"。大革命时期,马林三次来华(一说四次),与陈独秀之间的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颇有戏剧效果。"我们不能靠马林"大革命时期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顾问很多,据《共产国际、联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国际不信任毛泽东,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排挤、打击毛泽东,共产国际一直在压制毛泽东。但是,经过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我们发现即便在1927-1935年毛泽东的政治境遇最为艰难的时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从未间断,并逐步升级。这对毛泽东于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崛起并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所     

“重庆报告”之谜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并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专家们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并没有看到中共一大文     

苏联出版的中文报纸及其党史 价值述评（1918—1938）

20世纪20至30年代,在“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背景下,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苏联先后出版了十余种中文报纸。这些中文报纸的读者包括红军中的中国官兵及旅俄各界华人,在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理论、苏维埃制度建设和发动中国革命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中文报纸记录了近百年前在苏联大地上“发生”的中国革命,记录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历程,记录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和著名活动家的经历与思想,印证了中共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因此成为研究中共早期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对于厘清中共党史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有着特殊价值。     

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眼中的毛泽东

正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既未留苏学习过,也未赴苏拜访过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交集不多,对共产国际所知有限。然而,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却较为了解,并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苏区内受到排挤时,对毛泽东另眼相看。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1930年5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与中共驻共     

中共三大：作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历史性决定(中)

正1923年年初,孙中山由上海返回广东,成立大元帅大本营,重建广东革命基地,广东形势日见好转。中共中央局采纳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将中共中央局机关从上海迁至广州。中共中央局机关迁粤后,在大力推进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加紧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广东党组织积极协助和配合中央局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此期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许多重要干部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都纷纷南下,抵达广州。     

待解之谜：“一大”档案中的“重庆报告”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并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授人以鱼并授人以渔——读《瞿秋白与莫斯科——<俄罗斯解密档案>研究》

<正>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张秋实教授的著作《瞿秋白与莫斯科——〈俄罗斯解密档案〉研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2022年7月付梓。该书是作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瞿秋白与俄罗斯解密档案研究”的成果,是作者在已经独著出版《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解密档案中的瞿秋白》（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和发表数十篇相关论文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充分运用《俄罗斯解密档案》（以下简称《档案》）及相关资料,深入开展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