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行困境及原因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建立行政问责制符合我国的国家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理性期待,反映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但是,目前行政问责制推行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权责不清,问责内容狭窄,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文化滞后,公民社会力量薄弱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状况、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法治进程等政治生态的影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过程充满障碍,进展甚微.     

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责文化建设

我国行政问责正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而问责制要真正产生实效,必须有相应的行政问责文化来支持。在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加强行政自责文化的培育十分重要和紧迫。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及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塑造公务员的现代品格,加快行政自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     

论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重构的路径

我国当前的行政问责制面临着行政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机制缺失的现实困境,造成了行政问责不畅、不公、不广、不力等消极后果.为此,我们应从界定问责主体、明晰问责客体、公开问责信息和完善问责机制方面入手消除不良后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困境与出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思考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启动以来,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仍然存在着严重困境,主要表现在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弹性过大和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等方面,其形成原因在于思想观念不合理、权力责任不对等和法制建设不配套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行政问责制现存的问题,走出困境,必须从营造“问责文化”,完善权责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和强化监督机制等方面寻求对策。     

异体行政问责制:内涵与构建

从问责主体角度来看,行政问责包括同体行政问责和异体行政问责。相对于同体行政问责而言,异体行政问责的实践与制度建构都相对不足影响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实际成效。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异体行政问责制完善与实施,实践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国行政问责制研究综述

行政问责制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综合各种观点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对我国行政问责制未来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来寻求解决的方法。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

行政问责制既是一个实体规范,也是一个程序规范。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肃吏治、破除官本位的目的,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问责程序及其构建

行政问责程序是行政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程序有利于行政问责长效机制的构建.我国行政问责程序还很不完善,现阶段已成为问责制发展的瓶颈所在.构建行政问责程序必须遵循公正、公开、效率、参与、稳定、可操作等原则,问责程序包括启动、执行、修正救济等阶段及其具体环节,构建问责程序必须完善行政问责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相应的信息公开和绩效评估制度.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探索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异体问责缺失、问责制度缺位、问责不实、问责不全、问责不公等局限性,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需要营造“问责文化”,推行“异体问责”、“制度问责”、“无为问责”、“阳光问责”。     

试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行政问责制度实施过程中,人治化、政治化、运动化的特点仍然显著,在问责依据、对象、程序和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反而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法治政府形象的树立。随着社会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对策建议

行政问责主体是行政问责制的决定性要素。与西方相比,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在问责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问题,问责效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在借鉴西方经验和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从实现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优化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环境和完善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保障机制三个角度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运行的对策建议,旨在形成强大的权力监督体系,从而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与同体行政问责制相比,异体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目前我国异体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法律法规缺失等问题.应通过构建异体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等举措,确保异体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行政问责制下的官员复出机制刍议

随着我国行政问责实践的逐步深入以及信息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近几年出现了许多"下马"官员"闪电"复出"、神秘"复出"、违规"复出的现象后,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从五方面完善复出机制:明晰问责的标准和尺度;加强行政伦理和官风建设;建立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法律体系;建立官员复出回应机制;建立官员复出评估和跟踪监督机制。     

行政问责制中主客体关系的平衡——基于委托一代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行政问责制的基本问题,二者关系的平衡对于行政问责制的整体运行效果至关重要.对行政问责主客体平衡问题的考察,可从委托一代理理论的视角展开,行政问责主客体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本质是行政问责主客体之间通过以行政责任为具体内容的政治契约或管理契约,在委托一代理式的良性互动中共同保证行政责任有效实现的机制.正是公民-政府、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上级行政机关-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行政人员、行政领导-一般公务员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失衡导致了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失衡.对此,可从规范问责主体与客体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思路出发,通过构建作为委托者的问责主体对于作为代理者的问责客体进行问责的有力依据、有效途径和有利环境,来实现行政问责主客体关系的平衡,进而促进行政问责制臻于完善.     

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特点、困境和出路

“非典事件”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建立和实施的历程呈现出若干显著特点,现阶段我国的政治生态与行政内体制式问责、上级权力式问责、非均衡式问责等造成发展困惑和难题,从狭窄、封闭的行政问责制走向全面、开放、均衡的民主问责制需要合理的解决机制.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对问责程序机制影响的研究

行政问责并非只是单一的制度,而是一种机制,它涉及行政决策、行政过程、行政结果的问责控制,需要多个方面的行为主体以相应的法定方式予以完成.完善的行政问责机制需要清晰具体的行政问责制度和可以将行政问责制度有效执行的行政问责程序机制.在国内行政问责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呈现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决定了行政问责制度还处于不成熟状态,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问责发起程序的缺失导致问责发起存在障碍,问责启动主体的制度缺陷加大了行政问责程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责任标准的缺乏影响制度严谨性、公正性,等等.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制度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上看,主要存在行政问责缺乏统一的制度架构,没有严格遵循我国宪法规定的责任制原则,问责途径单一、缺乏外部约束,问责程序设置简陋、责任方式配置不合理等。为此,要完善行政问责的范围、行政问责的主体,责任追究的程序,并实行行政问责的统一立法。     

论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党政关系决定了在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同时必须发展党内问责制。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问责功能上存在着差异。为了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应当合理划分党政职责界限,整合各类问责制度,健全不同问责主体间的协调机制,避免以党内问责取代行政问责、法律问责。     

行政问责制浅析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以及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理论和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索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措施。     

行政问责制度的“中国意义”:问责制、行政管理体制与中国政治体制研究述评

随着对问责制度的研究深入,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关注问责制对于中国的深层意义。这表现在问责制度与现代政府理念与实践、行政管理体制,乃至整个中国政治体制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问责制、问责政府、问责中国等一系列观念的流行,也反映着问责的"中国意义"有待深化研究下去,必须探求问责制度对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以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