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则与事实之间（二）——对适用层面上的法律解释的追问

规则是具有诱惑力的,事实却使规则的缺陷暴露出来。面对这种境况,法官在适用层面对法律的解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针对不同的规则、不同的事实进行推理、分析与解释,使规则与事实的矛盾得到了最大程度地调和,促进了法治的向前发展。     

论规则多元与事实认定

从本质上讲,民间规则是民间现实生活的规范性表达和浓缩,是民间社会据以判断是非的行为标准。依据民间规则的功能,可以把民间规则分为事实判断型民间规则、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合型民间规则以及价值判断型民间规则。与此同时,案件的事实也可分为作为适用法律的前提的事实与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事实。在司法过程中,事实判断型民间规则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合型民间规则对于案件事实认定才具有意义,而价值判断型民间规则却没有此一功能。     

事实诠释方法的立法运用及其规则设置

事实诠释方法的立法运用,为立法提供了客观依据,也避免立法者陷入假想式立法的困境。从立法实践来看,我国立法者将事实区分为制度事实、社会事实和拟制事实,并采用事实诠释方法实现了三种事实的规范性转化。为了增进事实诠释方法的科学运用,我国应当建立事实诠释方法的立法运用规则,将规范可能性作为立法事实诠释的方法论基础,重视规范价值性在立法事实诠释方法运用中的法益保护功能,通过社会实证材料与事实诠释方法的结合式运用,推动立法的科学化。     

道德:在规则与德性之间

道德关涉到人际间最基本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被划分为内在的(即品德、德性)和外在的(即规则、原则)两类。现代社会得到普遍认可的道德,体现为三个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即不伤害、公正与仁爱。尽管如此,这三项规范能否真的得到贯彻落实,还要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这一终极基点。在以陌生人为主体的公共生活领域,当然应践行外在的道德规范与原则;但在以熟人为主体的私人生活领域,就不能只讲原则与规范,而必须更多地诉诸内在的道德品德和丰富细腻的道德情感。     

情感与规则

无论情感如何狂热,无论情感的力量如何强大,情感必须服从理性,服从规则,服从法治。     

论法治的规则与理性

法治不是与生俱来或凭空想象的,伴随它产生的社会环境、理论基础以及具体实践等因素,不断地促使着它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一方面实现着规则的普遍适用;另一方面参与、适用规则的主体又对现行规则进行着评判和选择。现阶段,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法治,既应当保持法律的实际运作,同时亦应从运行的实践中去寻求良善之法,这其中作为参与者之社会主体的理性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挣扎在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中美媒体

在一些国家,由于新闻自由受限,媒体还远远谈不上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但当媒体拥有巨大的自由开展舆论监督时,又如何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呢?笔者愿意结合美国媒体的经验,谈谈自己的看法。     

社会事实、实体化与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这意味着,既可以从社会规范的角度来理解个体行为,也可以从个体行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规范。这两种思路容易在一个问题发生分歧,即,是将社会规范仅仅理解为一种行为常规性,还是将它理解为一种对个体行为的外在约束?文章试图从实体与事实的区分这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并试图通过考察社会实体的本体论地位与创造结构,来探究社会规范的产生机制,或者说,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行为常规是如何被实体化的。     

事实、信息与诉讼证据

证 据不 是事 实 ,但 证据 与事 实 存在 内在 联 系,即 证 据是 证明 案 件事 实的“ 根 据”。证 据之 所以 能 够成 为证明 案 件事 实的 根 据,是 因 为证 据蕴 含 着诉 讼需 要 查 明的 案 件 事 实的 信 息 。 证据 中 的 这 些事 实 信 息 能够 揭 示 证据事 实 ,并由 此 查明 案件 事 实。事 实信 息 既是 证据 存 在的 前提 ,又 是证 据 事实 得以 发 现的 根据 。因 此,诉 讼 证据 其实就 是 蕴含 有案 件 事实 信息 的 信宿 ,也 就是 能够 作 为事 实信 息 载体 的物 和 人。认定 案 件事 实必 须 审查 、判 断其 依据的 证 据,其 原 因就 在于 必 须对 证据 中 的事 实信 息 进行 正 确 的 识别 和 判 断 。这 才 是 审 查、判 断 证据 的 诉 讼 程序 、法律 制 度存 在的 合 理根 据。     

经验法则在事实推定中的运用

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事实推定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裁判方法,其应用范围比法律推定更为广泛。经验法则的盖然性赋予了事实推定方法以正当性,法官应当依据一般性的经验法则来推定事实。实践中的事实推定面临着经验法则的有限性与案件事实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解开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将事实推定的适用条件落实在法律条文中,实行法官的心证公开,统一各院的裁判尺度。     

行政事实行为新探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不具有法律效果但可能产生事实效果的职权行为和职权相关行为。行政事实行为的主要类型有行政执行行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行为、提供资讯行为、行政指导、非拘束性行政规划以及职权相关行为。完善行政事实行为救济制度的措施是:一是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从宽解释,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范围;二是修改《国家赔偿法》,扩大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三是制定行政补偿法,对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补偿问题作出统一规定。     

事实婚姻与重婚罪的重合适用问题辨析

文章从正义和秩序两个角度分析了事实婚姻制度与重婚罪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事实婚姻制度的秩序诉求是要建立一种否认事实婚姻行为效力的婚姻登记制度,通过这一秩序诉求的达到,进而实现意思自由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正义诉求;重婚罪制度的秩序诉求是建立刑法保护的一夫一妻秩序,通过这一秩序诉求的达到,实现一夫一妻的伦理正义。从对两者的比较分析中推论出对事实重婚行为应当同时适用两种制度的结论。     

陪审制制度中法律审和事实审分离机制探析

域外国家参审制、陪审团制及观审制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四项基本构成要素,其中陪审员个体化是界定法律审与事实审的逻辑前提,陪审员认定事实的影响力是界定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基础要件,明确法官引导职责是实现法律审与事实审相互分离的基本要素,陪审员合议和决议规则是推进法律审与事实审相互分离的关键因子。由于我国推进法律审与事实审相互分离是对陪审权的根本性变革,且在实践中法律审与事实审相分离存在诸多障碍,故要建构法律审与事实审相互分离的制度,就必须明确主审法官或审判长的释明和指引职能,合理设计案件合议及决议规则,建立健全意见冲突保障机制,完善相应的配套程序等。     

网络平台自治规则的治理逻辑

网络平台自治规则是平台秩序形成的规范基础,亦是平台治理的重要对象,其生成进路和运行限度都应以合法、合理为基准.具体而言,以契约力、约束力、赋权力、支配力为生成逻辑而形成的网络平台自治规则,在具有公共属性的同时也行使强大的私权力.这就需要自治规则在制定过程中遵循合法性、公序良俗、责任、效率原则,在运行过程中符合程序正义和...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亟待强化规则意识CSSCI

规则意识是弘扬法治价值观的重要思想道德基础。当前,规则意识淡薄是弘扬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强化规则意识是弘扬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培养法治思维、依法执政、严格执法等是强化规则意识的重要举措。     

事实推定在毒品犯罪中的应用

运用间接证据组成证据链,适用"经验法则"来进行推定,在毒品案件的侦办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认定和持有与贩卖毒品的区分这两类常见问题,如何适用事实推定进行探讨。     

从规则主义到建构主义——以判文解释为视角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一直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维护法制的权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视实践中的判文解释,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固有的一些缺陷,如过于注重法律的确定性和形式理性,而忽视实质理性和现实人权的保障等。而实践建构主义法律解释观更符合现实需要。建构主义解释不仅探寻法律价值所为何来以及人们在何种方式上达成共识,而且也将日常生活中混合了其他因素且不同向度的情感倾向容纳其中。     

刑事侦查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认定

事实的普遍联系性是刑事侦查认识活动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刑事侦查中的事实认定,是指侦查人员对刑事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和其他认识主体在犯罪预谋、发生、结束过程中对犯罪事实及与其存在普遍联系的其他事实的认定。刑事侦查中的法律认定,是指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是侦查机关确定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提起公诉的事实依据。事实认定与法律认定的关系是：所有的法律认定都是事实认定;事实认定是前提,法律认定是推论。     

福利与保护之间:家国关系变迁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政策执行

儿童兜底监护的国家责任日益获得重视,本研究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政策执行为例,通过政策梳理和在Z县执行的案例分析,发现基层政策执行者往往面临着福利逻辑和保护逻辑的二元制度张力。保护逻辑强调儿童监护关系的法律证实而忽略了复杂的家庭伦理情境,可能带来实际监护缺失儿童的政策排斥;福利逻辑强调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与家庭的及时救助,却也导致对儿童监护保护需求的回应不足。基层工作者对两种制度逻辑的调适是家国关系的变迁表征,也反映了儿童福利制度的转型特征。本文基于研究指出,应当加强城乡人口流动背景下脆弱家庭儿童抚育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     

对以事实为根据原则之再认识

本文通过对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举证责任、对抗制和诉讼期间等的分析,提出了对“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的新认识,即要求司法运作只能将客观事实作为定案的唯一根据,是难以完全实现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否定该原则,而是强调在尊重客观事实的精神指导下,将以客观事实定案作为司法理想与目标,努力使所认定的事实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