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品供给演变及缺失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随财政体制的变革实际提供了公众生活所需的公共品。但以财力分配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变革没有很好地解决公共品供给问题，使我国在公共品供给上显现诸多缺失。究其原因，认知理念、财政收支结构和技术革新是主要因素，故应通过深入分析公私理念对公共品的认识差异、财政收支结构和数字化革命对公共品供给的负面影响，找到合理划分公共品、构建公共品供给中间层、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和学习更新公共品供给技术的客观依据，从而达到改善我国公共品供给状况，实现以公共品为媒介的政府与公众间良性互动的良善目标。     

农村公共品供给：税费改革前后的比较与评述

税费改革前,农村公共品自上而下的制度外供给体制,在满足农民部分需要的同时,也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税费改革后,建立在公共财政和农村社区基础上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强了农民的自主性,但由于国家财力不足及社区自组织能力缺乏,农村公共品依然严重缺乏。为此,需要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构建起有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扩大南京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调研与思考

近年来,南京郊区(县)集各方力量以多种方式扩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虽初见成效,但与农业发展农民需求相比差距很大.农村公共品的发展仍严重滞后.形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城乡分立的供给体制,使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缺乏政府财力的应有支撑;二是凸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缺乏坚实的区域经济基础;三是不合理的供给责任划分及非均衡的财权与事权配置,使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虚置;四是"供给主导"的决策机制,使农村公共品的供需结构失衡.扩大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主要思路是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公共品配置理念;转变城乡分割的二元供给体制,强化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合理调整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划分,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权责关系;创新农村公共品决策机制,以农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积极引入社会资金,构建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推行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 ,也给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正常供给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税费改革给农村公共品筹资方式带来了许多变化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 ,一是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二是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 ;三是要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四是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五是要继续推进农业税收制度改革。     

农村公共产品集体自愿供给的特性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村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模式是集结政府、集体、企业和个人的交叉制度创新,具体可分出共享性的集体自愿供给、捐助性的社会自愿供给以及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自愿供给,这其中集体自愿供给是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的主渠道。通过浙江调研数据的的归因计量分析影响集体自愿供给的相关因素,据此提出建议是利用农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人力资本大量发展村集体经济、提升村民收入,同时政府积极投入和引导农村公共品供给。     

农村公共品缺位思考——基于契约关系下公民平等权的分析

公民交纳税款的目的是使国家提供公共品,但这一契约关系下,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分治"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在城乡不同的地区,公共品的供给机制和能力存在天然的差别.显现出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享有权利不平等的现状,使农村公共品的缺住严重.倡导在公共服务体制下坚持公平优先,重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以农民公共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完善

以政府供给导向为主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不仅不利于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发展,也拉大了城乡二元差距,影响社会和谐.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亟需由政府导向向农民公共需求导向转变,通过建立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等手段,实现以农民多元化的公共需求为导向,完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     

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何以生成与强化?——中部贫困村与非贫困村比较分析

农村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造成村庄间资源获取厚薄不均,损害政府施政公平性,降低村民获得感,不利于村庄协调发展。对中部地区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的个案比较研究,可以理清国家对贫困村过度扶持造成的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生成与强化的深层逻辑。研究表明,基层政府生产"虚假贫困户"的变通性行为,以及贫困识别—退出机制形成的"因点及面"效应是推动农村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问题生成的关键环节,基层政府过度供给、优先供给的逻辑则又进一步强化了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的局面。对此,要从完善贫困村识别办法、加大非贫困村公共品供给力度等方面出台举措予以解决。     

乡镇政府职能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基于丹江口市土关垭镇的调查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政府体系中的最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代替的作用。本文通过湖北省丹江口市土关垭镇的实地调查,分析乡镇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中的存在问题。现实中,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还存在着职能困境、体制困境、能力困境,要提升乡镇政府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需紧密结合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站在乡村振兴的战略上探寻路径,从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间事、责、权关系,改革财税体制,加强乡镇政府自身能力建设等方面着力,进而为提升乡镇政府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与创新的思路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供给体制不健全等诸多缺陷,已经严重制约城乡一体化进程。应该实行公共产品供给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科学界定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范围,实行分类分层次供给;拓宽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决策程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     

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与启示

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塑造企业化的政府,对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启示我们对政府的性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公共品的供给方式进行反思。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西部留守型村庄的内生秩序与治理之道——基于鄂西D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在于厘清当前我国农村在村人口的基本生活秩序。既有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视野下的相关主题研究问题视角突出,有将留守现象问题化、甚至道德化之嫌,忽略了留守议题背后丰富的家庭再生产实践和经济机会结构。基于鄂西D村的田野调查表明:中西部留守型村庄的出现,起点是打工经济,调节因子是家庭再生产目标导向下的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留守生活只是其实践结果。这一留守局面,并非单纯由城乡二元制度决定,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经济因素,更是农民家庭以代际分工或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主流家计模式的策略选择,不宜过分放大极端个案中留守问题的悲情之处。中西部留守型村庄中,高龄老人群体日常照料需求、困难家庭民政救济需求、留守儿童高质量教育需求、小农家庭便利生产需求等多重属性公共品需求突出,亟待国家切实履行公共品供给主体责任,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及时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谐社会构建中权力公共品供给路径探析

权力作为一种公共品,是公共需要的产物和人性社会化的本质表现。权力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对于人类文明进化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从权力主体和行为主体、权力观的转变以及权力制衡监督三个方面对权力公共品供给路径进行了初步探析。     

以促进社会和谐的成效体现党的先进性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深化对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认识,以作为指导思想上的深刻根源。本文从探索性角度,把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概括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阶段特征。加强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能力,切实加强政府的执行力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关键在党,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党的先进性建设。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新常态下消费成长

新常态下我国消费成长呈现出新的特征——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行为的理性化,消费产品的服务化和消费方式的现代化等;同时,也面临系列的供给约束——公共品供给不足、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服务性消费供给不足及消费环境不良等。由此,新常态下中国消费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应以推动消费政策供给方式转变为关键,以扩大公共品供给、完善产品供给体系和优化消费环境等为重要内容,扭转供需错配,完善供给体系,推进消费成长。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博弈及路径创新——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范式

改革开放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税费改革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并发生了重大变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角度来看,这些变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农民等三方利益主体在需求决策、财政筹资、生产管理等方面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当前的制度情景下,进一步走向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治理和利益均衡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方向。     

财政分权、预算外收入扩张与公共品供给——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规范和约束了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支行为,地方政府对预算外资金收支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故而采取扩张预算外收入的策略性行为。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对不同属性公共品的不同偏好,预算外收支的扩张加剧了辖区公共品供给的不均衡。本文基于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后的社会现实．验证了Niskanen修正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官僚机构追求可自由裁量财政资源最大化的偏好是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公共品供给领域,预算外收支的扩张显著地刺激了地方政府基础设施的供给,对教育经费支出影响不显著,对医疗卫生供给起到改善作用。同时,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规模是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扩张和公共品供给领域异常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乡村水利的经济基础——以豫南A镇农田水利调查为例

以农地制度为支撑的乡村水利正面临着经济基础变革带来的困境。＂半工半农＂成为我国小农经济的普遍现实选择。非农收入的增长使得农户分化为专业型小农、半工半农型小农和务工型小农,其对农田的偏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专业型小农依农田而生,半工半农型小农视农地为生存保障,而务工型小农则多视农田为投资选择之一而进行资产配置,甚至产生大规模抛荒农田的现象。小农农地偏好的变化正在加速复杂化农地的合约结构,增加水利公共品供给的治理成本,并在乡村治权弱化和小农村社体制瓦解的背景下,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农田水利公共品供给困境。强化乡村治权,重建基层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选择。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权威缺失、结构分化和主体冲突。从集体行动角度来看，农村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的扩大会增加集体行动的难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集体行动的达成需要主导权威作保障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集体行动的达成需要以科学决策为前提，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变迁与出路探索——评《变迁与重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是我们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农村和农民并未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困扰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曲延春博士的专著《变迁与重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在这一方面作了深入探讨。该论著追溯了建国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的形成和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的建立，列举了不同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表现形式，阐释了制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变迁的因素，分析了农业税取消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