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困境

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的日益膨胀,由此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这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为此,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问题。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述略

检视西方学者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不难发现,西方合法性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具有明显张力的规范性合法性理论和经验性合法性理论,以及试图消弭二者张力的哈贝玛斯“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三大主流合法性思想。     

浅析法的合法性问题

法律必须被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法律合法性确认之上的。合法性问题是法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构成了法律制度本身得以良性运行的基础和前提。本文通过对法的合法性内涵本质和一般理论梳理,阐述我国的力量现状和问题。     

浅析法的合法性问题

法律必须被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法律合法性确认之上的.合法性问题是法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构成了法律制度本身得以良性运行的基础和前提.本文通过对法的合法性内涵本质和一般理论梳理,阐述我国的力量现状和问题.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困境

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的日益膨胀,由此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这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为此,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问题。     

试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维护的实践及其启示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始重建法理权威,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政治的合法性。新时期我们仍面临着合法性维护的问题,邓小平的实践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维护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     

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问题是当今国内外研究领域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困扰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由诸多的原因造成合法性危机。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适应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剧烈变化的结果。本文立足中国国情,力图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机理,探索增加、重塑合法性的资源,促进各个领域的文明建设,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与启示——基于政治合法性视角的分析

执政党在利用政治合法性资源过程中,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环顾全球,大多数政党执政以后在意识形态上普遍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执政合法性受到冲击,有的政党甚至丧失了执政地位。我们要摆脱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国外执政党意识形态困境中解析出意识形态建设的一般规律,这是中国共产党避开意识形态合法性陷阱的关键。     

规范主义·经验主义·程序主义——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范式演变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启蒙思想家一脉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正义、善、公共幸福等规范概念居于核心地位,规范主义是当时合法性思想的基本范式。随着19世纪末以后传统规范哲学的衰落,以及现代政治科学的兴起,合法性概念的提出者韦伯所开创的经验主义就成为合法性研究的主流范式。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西方先后出现了规范政治哲学和审议民主理论复兴的热潮。这两股浪潮为合法性理论开启了一种新的范式图景——程序主义合法性。程序主义合法性模式的特点是既重视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价值规范,同时更注重价值规范形成确立的实践过程——公共审议;其实质是主张经由审慎理性的辩论协商程序以达致一种“辩论的共识”。     

试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展开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当属德国政治学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成果突出。哈贝马斯在他的《合法化危机》、《交往与社会进化》等著作中都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批判地剖析了危机产生的根源,提出了避免和解决危机的方法,形成了著名的合法性理论。这不仅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典范,而且是研究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支点。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哈贝马斯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值得商榷。     

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释读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西方学术界广泛展开了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问题的研究 ,其中以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哈贝马斯辩证综合地修正和重构了合法性概念 ,并且系统地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批判地剖析了危机产生的根源 ,提出了避免和解决危机的方法。他的合法性理论结构宏大而又紧密联系实际 ,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分析的理论典范 ,也是研究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问题的一个理论支点。同时作为一位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仍然有其值得商榷之处和不足之处。     

协商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合法性建构的政治逻辑

政绩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合法性都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西方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竞争性选举,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协商。西方选举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分立、政府与精英对立之上,中国协商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精英合作之上。西方选举合法性主要通过选举形成的社会力量制约国家力量,中国传统协商合法性主要通过"天命"制约皇权,要求皇权爱民护民。协商合法性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协商思维方式,即不重视程式性选举,而重视实质性的解民生之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协商合法性传统,又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批判了其中的"天命"观念,摆脱了传统协商的居高临下姿态,建构了以群众路线、三三制、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协商合法性新形态,使协商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之源。     

论程序民主与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既需要经验支持(民众认可),又应该满足正义原则,它是权力主客体双向互动的结果。在民主逐渐成为世界性潮流的今天,程序民主比较容易达到合法性在经验层面的要求,但仍难以保证与政治规范正义原则的完全协调一致。尽管如此,程序民主对从规范层面满足合法性要求仍有一定意义,在现实政治可能出现背离公认正义原则时,能够起到有效预警作用。     

论民主的合法性

现代民主合法性理论经历了古典民主主义、古典共和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发展,认为多数人的决定就是合法的.但在民主的漫长成长过程中.民主本身的一些缺点慢慢暴露出来:少数的影响、多数的暴政、代表的限制、少数的受侵犯.于是人们提出了民主的合法性的疑问.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提出了民主与专政的不可分割、民主的阶级性、民主的经济基础这三大观念,从而较好的解决了民主的合法性的疑问.     

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基础的理论阐释

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定的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建构和维持,但政治权力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秩序要持久存在,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即建立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存在于三个层面:意识形态的训导性、政治过程的守法性和政治产品的有效性。     

论执政党的合法性之源

现代政治系统的合法性论证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必定面临的紧迫问题。世界上许多长期执政的大党之所以纷纷下台与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忽视合法性论证或采取错误的合法性论证相关。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在执政党的合法性论证方面的理论创新大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论社会转型期党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发生着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出现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使党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面临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并实现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建构,成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努力,消解矛盾和冲突,才能增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营造持久稳定的政治环境。     

社会企业:合法性困境及出路

社会企业是一个新兴的实践和研究领域。合法性是关涉社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要件,对其合法性的论证有助于推动社会企业的规范性发展。本研究在社会企业的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分类框架下,从政策、行政、法律和社会认知的层面考察其外部合法性困境,从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组织权威、运作机制的层面考察其内部合法性困境,在此基础上析出社会企业合法性机制获得的路径选择。     

论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之变迁

古代掌权者为了使其权力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服从,总是运用各种手段对其掌握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进行严密的论证:由追逐"天意"、标榜"神授"逐步发展到"权源于德",到了近代才转向"权源于法"。在现代中国,"权源于法"的思想已成为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基础,但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进行研究仍然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