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新思考

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是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传统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曾简单地认为行政法律关系只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将主体双方的不平等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显著特征。而事实上与过去相比,行政法律关系已有了十分明显的发展变化,“不平等”已不能概括其基本特征,理应以“对应且不对等”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关系的科学定位。     

行政学的主体假设

主体假设包括了对主体内涵外延、本质特征及功能关系结构等各项假设性规定的界定，这正是各个学科研究视野角度和出发点之一，通过形式的纯粹化分析建立行政主体假设认识和把握行政学，对行政学科理论的建构和其逻辑发展的脉络具有指导意义。最理想的行政主体假设是人格性、组织性和制度性三个方面的汇合点。本文采用纯粹化形式的理想类型概念“制度人”来设定和代表行政主体；制度性与人格性的统一是主体界定的理论核心；行政及行政主体的基本属性在于制度性；首要目标是实现有序的管理秩序。     

区域公共问题与区域行政创新

随着区域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诱发了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其有效治理需要区域政府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需要创新区域行政。现有的区域行政体制由于区域行政合作的动力机制缺乏、法制基础薄弱、政策不适及载体不完善,使区域公共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因此,应加强机制创新,使区域行政合作具备强大的动力;加强制度创新,促进区域行政法制化建设;加强政策创新,致力于以促进区域行政发展为目标的区域公共政策优化建设;加强区域行政载体创新,促进区域合作组织的制度化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论制度规则与行政伦理对公共权力滥用的制约

公共权力是国家依法赋予公职人员从事公务活动的权力。由于公职人员工作的特性,公共权力不但具有一般权力的特性,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由公共行政工作性质决定的强制性。预防公共权力的滥用问题,一直是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重要问题。加强制度设计工作,建立一整套的规范体系是预防公共权力滥用的重要途径。人们关于制度设计的理论预设、公共选择理论等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同时,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也是不宜忽视的问题。制度规则设计和行政伦理安排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会陷入制度崇拜。     

行政制度与行政人格关系探析

对于行政制度与行政人格关系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界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研究视角.行政制度之于行政人格塑造的作用在于:行政制度对行政人的各项权利的规定是行政人格独立的前提;由制度而获得的角色意识是行政人格生成的基础;行政制度为行政人格塑造提供价值导向.行政人格的行政制度建树作用在于:行政人格的制度组织与制度结构功能;行政人格的制度生成功能.对两者关系的探讨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人格与制度都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存在严重缺陷,这表现在:行政主体概念界定混乱,行政主体范围界定不够清晰,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责任追究不明确,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等同。完善我国行政主体理论,需重新定位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角色,重新界定行政主体概念和范围,重新建立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之间的关系。     

行政哲学视野中行政主体概念的界定

从行政哲学的角度对行政主体的概念进行界定是运用行政学理论对行政主体作一般性分析,主要是根据行政本质及其表现的各种现象,明确规范行政主体概念的基本含义,弄清行政主体同其他主体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从而深入认识和把握行政主体的本质。     

民事主体制度的发展趋势

罗马法上有关人法的规定对后世二元民事主体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民事主体的发展可知,现代民事主体结构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的特征,走的是一条逐步扩张的道路。     

从合文化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已是现代行政法治的一个基本命题。“互动”既重视不同主体之间的独立地位,关注双方的利益需求,又强调双方同生共处。“和合”也同样既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主体地位,正视双方的客观矛盾,又强调双方和谐相处。因此,和合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这一命题中的“互动内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既承认冲突,又强调和谐;既承认矛盾,又强调合作。这样,和合文化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这一基本命题提供了一种文化学依据。“和合”成为化解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冲突之道;通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达到“和合”之境。     

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范围的厘定

行政问责主体从属于问责主体,在行政问责程序中有启动和实施行政问责的重要功能。行政问责主体即同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与异体问责主体为并列关系,同属于问责主体集合内的一个元素。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之间的联系,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之间的不同,以及问责主体多元化概念的明晰,都有探讨并界定的必要性。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厘清同体问责主体及其与异体问责主体的关系,以期有助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行政主体间性：府际关系研究的新理路

信息化时代的我国府际关系路径繁杂,种类多样,涉及多元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政府机关时尤为突出.行政主体彼此不理解、缺信任,是府际争议发生的根源.后现代语境下的府际治理从新方向寻求理路,促成多元行政主体的磨合与角色互换,实现行政主体间关系的良性互动,这正是行政主体间性的体现.行政主体间性的目标和网络型政府不谋而合,正是一张张行政主体网络,凝结成了更宽泛的行政生态环境;行政主体间性促成行政主体间精诚合作和协商对话.行政主体间性,基于宪政角度打破了上级政府的话语垄断,延展了治理主体的涵盖范围和实现了多元共治,维护了多元行政主体的公共利益,是行之有效的协调和弥合府际关系争议的新理路.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刍议

我国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辅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把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基本确定为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弊端:它削弱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和执行职能,降低了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也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救济。将行政强制执行权回归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职能分工的要求;是行政强制执行行为自身性质的要求。它有利于加强人民法院自身职能,有利于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实施救济。     

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评析

"理性人"假设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对于我们正确地审视传统政府管理理论的缺陷,构建既能够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理性人"假设及以其为核心的公共选择理论也逐渐暴露一些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我们需要以对政府管理或一般的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人性的多角度审视来超越"理性人"假设,并形成对以其为依据的政府管理模式的有效限制.     

试论行政主体的有机性

行政主体的有机性指的是行政主体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存在本性及其内部各要素普遍联系、相互依赖所展现的机体性质。行政有机体内部要素的相关性使其在不断地进行分工和整合,以使其达到有序运行,在面对外界刺激时能够快速作出反应。行政学研究应该包括对行政机体及其机能的研究,而行政现象是行政机体和行政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机体机能的症状表现。     

公共产品多元化提供与行政体制改革

在加入WTO的环境下,行政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在于政府职能的变革。但是根据世贸规则的要求,政府职能改革的核心又是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建立小型、高效政府体制。而在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日益高涨的现实情况下,这就必然使得政府开拓公共产品提供渠道,形成公共产品社会性供给的多元化。因此,通过采取签订合同、授与经营权、经济资助、政府参股等政府介入公共产品提供方式的多样化,大力发挥私人和营利性社区组织与第三部门,来促进公共产品的提供来源多样化,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我国公共管理主体的自律意识分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调整是否成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组织和职员以及公共服务和职员的行业化、专业化、职业化，要求其在承担公共事务时，必须符合行业及职业道德规范，自律是行业发展之本。本文通过对我国公共管理主体的界定分析，剖析公共管理主体自律意识的现状，分析其产生的根源，提出了培养公共管理主体自律意识的途径。     

新公共管理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新公共管理源起于当代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运动。尽管改革在不同国家的进度和成效不一，但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作为本世纪末期的一次选择公共管理方式的大规模实验，其意义深远。本文拟通过对这一运动的时代背景、基本动因和目标以及相关理论渊源的分析；指出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组成、总体特征和一般实践模式，并在总结其得失经验中引出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启示。     

区域公共管理的行政生态分析——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

行政环境是社会圈中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的总和,就一国而言,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行政环境的变化会引起行政系统变革,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已渐趋表现出不能适应行政环境的新变化,但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的建构又不能脱离传统的"行政区行政",实现区域公共管理需要借助干"行政区行政"的推力和跨行政区间的协调与合作的合力,共同作用才能完成.     

俄罗斯行政改革与公务制度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行政改革对于俄罗斯公务制度和人事政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俄罗斯行政改革改变了公务制度现有的法律框架,加快了公务制度的现代化。俄罗斯实现行政改革的前提是研究相关的法律文件和民众的社会心理,因为弄清改革的原因、目的、措施和社会基础能够加快俄罗斯行政机构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改革的目标,不能确定改革的任务,不了解社会心理,就不能形成严整的行政体系,也就不能保证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实现行政系统的纵向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