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性质之辨正

对于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性质,刑法理论上一直存有争议,应当说,以转化犯来认识其性质比较合理。因为客观上,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并非作为基本行为的刑讯行为而是基本犯罪的过限行为造成的;在主观上,行为人对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结果具有故意性。因此,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性质被认定为转化犯,符合主客观相统一定罪原则的要求。     

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性质之辨正

对于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性质,刑法理论上一直存有争议,应当说,以转化犯来认识其性质比较合理.因为客观上,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并非作为基本行为的刑讯行为而是基本犯罪的过限行为造成的;在主观上,行为人对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结果具有故意性.因此,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性质被认定为转化犯,符合主客观相统一定罪原则的要求.     

非法拘禁罪结果加重犯与转化犯的理解

《刑法》第238条第2款前半部分属非法拘禁罪的结果加重犯,只适用于使用暴力非法拘禁他人,过失致人重伤、致人死亡的情形,并不包括被害人自伤、自杀的结果,且这里的暴力仅仅是指非法拘禁范围内的暴力;第2款后半部分是非法拘禁罪中转化犯的规定,只有行为人故意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时才能适用,且这里的伤残只包括重伤,不包括轻伤。对于其他情形,则应按照刑法的一般原理进行定罪处罚。     

《刑法》中转化与竞合性质问题研究——以《刑法》第292条第2款为分析对象

《刑法》第292条第2款被认为是典型的转化犯;但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行为性质类似而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其他情形,又被认为是想象竞合犯.反思这一矛盾的论断可发现,转化犯这一概念并不能对第2 9 2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做出全面评价;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况完全符合想象竞合犯的概念与特征,根本不需要转化犯理论来徒增困扰;第292条第2款也只是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的规定而非法律拟制.     

刑讯逼供罪中“致人伤残、死亡”的理解与认定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中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后半段规定,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应如何理解该规定,刑法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或者死亡,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必须符合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基本构成条件,即以行为人对被逼供人的伤残、死亡主观上至少存在放任的意志态度为必要。如果是处于过失致人伤残、死亡,似应以刑讯逼供罪的结果加重犯处…     

刑讯逼供犯罪构成新论

刑讯逼供罪是发生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由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的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之权利的侵害。在刑事法学的语境中 ,司法工作人员、犯罪嫌疑人等概念应当统一。立法上应完善刑讯逼供罪的刑罚体系 ,提高刑讯逼供罪的法定刑 ,以增强立法的威慑效果 ,对刑讯逼供中致人重伤或死亡的不应以转化犯的形式论处 ,而应以结果加重犯论处。     

聚众斗殴转化犯的司法认定

聚众斗殴犯罪不仅是多发性、常见性犯罪，也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难点问题之一。聚众斗殴转化犯必须符合所转化罪名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不应简单地以结果定罪，应依据共同犯罪的理论认定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一般而言，具备一定条件的首要分子和致人伤亡的共同实行犯要对重伤、死亡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论《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段的性质

关于《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段的性质,理论上存在着"转化犯说"、"注意规定说"与"法律拟制说"的对立。但是,"转化犯说"既没有对非法拘禁案件中的暴力进行合理的区分,也没有区分行为人对造成被害人伤残、死亡结果的心态,对问题的处理过于粗糙。"注意规定说"将"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解释为"故意使用暴力致人伤害、死亡",但是其根据并不充分;没有对非法拘禁案件中的暴力进行合理的区分;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吸收之前已经成立的非法拘禁罪,而不进行数罪并罚,缺乏理论根据。"法律拟制说"能够有效地适应社会需要,但是对法益理论和构成要件理论造成严重冲击,并且难以反驳涉嫌重刑主义和结果责任的指斥;从程序法的角度看,尽管简化了思维过程,但是也可能不当地减轻了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和法官的判决说理义务。只有将《刑法》第238条第2款后段理解为"注意规定加法律拟制",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     

论刑讯逼供罪的几个问题

修改后的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刑讯逼供历来是实践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国家对此犯罪行为的打击十分重视，在此次刑法修改中刑讯逼供罪的立法规定相对变化较大。本文试从刑讯逼供罪的主体、“伤残”的含义、刑讯逼供罪的转化和法定刑四个方面对本罪加以论述。一刑讯逼供的主体从理论上，刑讯逼供罪的主体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员，除此以外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是不…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的构成分析——以两高﹝2017﹞3号司法解释为视角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属于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重伤、死亡罪的相对的必要要件,致人死亡结果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的必要条件。蒙骗行为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中承担刑责的基本行为,蒙骗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非直接关联性,蒙骗行为人控制被害人或被蒙骗者的企图是其形成主观罪过的基础,蒙骗行为人对于死亡后果只能是过失的心态。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党的先进性党的纲领与党员成分的辩证关系

党的先进性源于党的阶级性,但先进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中,体现着时代特征。党的先进性需要通过制定正确政治路线和具体纲领来体现。党的组织路线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不同历史时期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成分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决定了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将思想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问题。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关于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若干思考——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乡镇撤并为个案

湖北省咸安区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精简机构、降低管理成本的相关精神,开展了以乡镇撤并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绩效。但其间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如:加剧了乡镇工作人员精减与公共事务增长之间的矛盾、基层民主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乡镇规模扩大给老百姓办事带来不便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