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与私法间的抉择——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工作正在全面展开,知识产权是否能够适用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仍存有争议.探析民间文艺著作权保护的缘由是厘清选择何种保护模式必要的举措.社会正义是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取向.采用分类保护方式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优先选择.     

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国际发展与借鉴——2010年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0年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国际研讨会，于2010年1月23日在哈尔滨市召开，会议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一欧盟知识产权保护项目（二期）联合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和黑龙江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协办，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承办。来自全国人大、文化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版权局、中国一欧盟知识产权保护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大学、报刊及司法实务等部门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20余篇，围绕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立法模式、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对象和权利内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和使用管理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和探讨。     

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殊权利保护

将中国占优势的民间文学艺术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对中华民族维护民族传统、弘扬华夏文化,扩大国际影响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通过界定民间文学艺术的内涵特点,比较国外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模式的优劣,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版权保护模式下出现了与传统著作权难以协调的法律问题,而特殊权利保护模式能充分体现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需求,是较优的选择,并就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     

正义的视野下分析我国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一项社会制度,正义是评价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一项社会制度不能体现正义的要求,那么必须进行改革,不论其是多么的完善和重要。在正义的要求下,户籍制度已经和正义有一定的差距,必须进行修改,户籍制度在正义的分析下,优劣就完全体现出来。     

民间文学艺术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民间文学艺术”这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年来多次讨论的主题,已逐渐引起各国广泛的重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的国家,也应将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列入立法议程。本文通过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含义特征及保护必要性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关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设想,希望能对我国在此方面的立法有所帮助。     

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别权利保护模式

目前,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立法工作已经进入国务院的立法议程。从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来看,国家版权局显然更青睐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然而,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仍有诸多不足,如缺乏对民间文学艺术中蕴含的公共利益的公权保护,多数民间文学艺术并不符合著作权保护的条件,强化对经济权利的保护将妨碍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播与发展等。这些不足决定了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并非最佳选择。因此,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需要建立一种知识产权的特别权利保护体系,这更加有利于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保存与发展。     

试论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其对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激发当代人的创造力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世界上只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给予知识产权的保护,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持否定态度,拒绝予以保护。我国虽承认民间文学艺术应受私法保护,但一直以来没有出台一部专门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方面的法律。唯有更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的民间文学艺术法律、法规,才能更充分、更有效地对之予以保护。     

论民间文学的知识产权保护

民间文学因为受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诸多特殊属性,加之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版权法并不保护民间文学或者并不对民间文学赋予特别的保护。虽然诸如版权法、商业秘密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传统知识产权制度都可以赋予民间文学作品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民间文学的自身属性导致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对民间文学作品的不适应性。例如,建立在个体作者基础上的传统版权制度并不适合保护民间文学作品。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对民间文学保护的不足呼唤民间文学特殊保护制度的建立。     

反思知识产权之合法性基础——以正义论为视角的分析

TRIPs协议推动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全球化,但产生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TRIPs协议下,主权国家根据国情采取适当的知识产权政策显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健康、教育等人类基本需求方面的问题,导致人们反思知识产权理论的合法性.从正义论角度重构知识产权理论,知识产权制度将在保护知识创新者利益的基础上,承认知识产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论TRIPS协议下的国家自主性——知识产权正义论的视角

TRIPS协议推动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全球化。但产生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TRIPS协议下，主权国家根据国情采取适当的知识产权政策显得十分困难。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健康、教育等人类基本需求方面的问题。导致人们反思知识产权理论的合法性。因此有必要从正义论着手重构知识产权理论，知识产权制度将在保护知识创新者利益的基础上．承认知识产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应该允许主权国家为实现TRIPS协议下的发展目标而采取适当的政策和立法．而建立传统资源的积极性权利是承认传统社团对知识创新的贡献作用．同样符合知识产权正义论的价值选择。     

论修复性司法

与传统刑事司法相比,修复性司法在满足各方当事人需要、吸引社会公众参与、预防和减少犯罪、降低成本、提高成效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也有过度依赖当事人、适合处理的案件有限、社会控制的不当扩大和对弱势群体及当事人权利保护不力等局限。修复性司法在国家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刑事司法的功能、对正义的理解和犯罪解决机制多元化等方面对我们有重要启示。改革我国刑事司法,应跨越单纯改革刑事诉讼程序的狭隘思路,对刑事司法机制进行重塑,逐步建立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的双轨制,以更好地解决犯罪问题。     

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适用

以知识产权为主的无形财产日益重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知识产权也是传统财产权的延续,但我们今天不仅面临着知识产权类型化困难问题,而且在自然权利、他人利益和社会正义之间存在着利益平衡的法律难题。因此更加需要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和观念,在司法过程中通过传统民事法律制度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的目的。     

社会正义的司法演绎——周美知申诉案法理评析

正义是社会的价值追求,法是社会正义的表达,正义的司法是能够满足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司法。周美知等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申诉案的受理和查处,实现了民众情感、社会公理和法律规范的有机结合,揭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司法决定和社会正义价值认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论作为高层次伦理规范的正义

正义是古往今来人们所憧憬所讴歌的景状 ,从柏拉图到罗尔斯 ,西方学人叙说了数不清的关于正义的见解 ,既贡献了种种经典性论说 ,也使正义成为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正义实际上不是虚玄的事物 ,它也像法和道德一样 ,是为社会生活提供标准和指明方向的规范 ,不过不是普通的规范 ,而是高层次伦理规范。正义对主体的精神和行为都予以调整。正义不取文本形式 ,不是明文记载的制度 ,而是以观念化的形态存在于人的头脑、心灵、社会舆论和历史文化的积淀之中。正义是人们无法捧读的 ,但它却像时间一样 ,时刻就在我们身边。正义是伦理规范体系中规格和境界最高的规范 ,它以一系列美德或善为其基本内容。正义要求个人具备公平、公正、公道、正直、合理的美德 ,要求国家和社会体现自由、平等、安全这一类善 ,而法如果与正义结合便成为良法。正义的强制力比法更深刻 ,它以理性为强制力量 ,不以国家强力和法定程序保障其实现。正义的触角或统辖范围远远大于法的范围 ,它是关涉领域最广、时空跨度最大、尤具普适性的社会规范。在迄今衍生的形形色色正义理论中 ,亚里士多德和罗尔斯的学说 ,影响尤为深远。正义具有绝对和相对两重性 ,是绝对和相对的统合 ;具有主观和客观两重性 ,是主观和客观的统合。正义是以具体的形式     

环境正义:环境法学的范式转移

正义是弥久常新的议题,随着"环境时代"的到来,正义也被赋予新的含义,环境正义成为环境时代的正义范式。环境是社会建构的,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环境正义主张所有地区与人群包括弱势群体有免于遭受环境损害的自由,有对干净的土地、空气、水和其他自然环境平等享用的权利,经由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达致可持续发展以提升民众的福祉。因此,环境法学研究应当走出"全称命题"与"重自然轻人类"的传统路径,其范式应当转移到环境正义议题。     

重构秩序：《理想国》的政治正义问题研究

《理想国》的正义论是一种分配正义原则,它依据公民的德性获得程度给予其对于正义的知道限度。不同等级的公民依据其德性行使其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即为正义。这种正义论强调正义本身的身份角色,带有一种回归古希腊英雄社会的色彩,即德性是维持一个充当某种角色人的公民品质,并表现在角色所要求的行为之中。《理想国》正义论的贡献在于终结自然正义建构社会正义,至此正义原则成为城邦统治秩序的象征。秩序的原则就是正义的原则,这是《理想国》奠定的人文主义基石。     

Economic justice in later life: A Canadian perspective

A view of distributive or economic justice is presented. Economic justice can bes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policies that promote equality of condition and opportunity such that people are able to achieve equitable outcomes based on their needs and the community's assessment of their contributions. A discussion of the income security situation of older Canadians provides an empirical vehicle for illustrating this view. The point is made that before economic justice can prevail social policies must be developed such that current levels of structured inequality are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Equity will be realized only when there is a shift in policy-making such that claims of citizenship take precedence over those claims based on the rights of property.     

过渡司法及其在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实践

过渡司法（transitional justice）是指对系统性或者大规模人权侵犯的回应,包括起诉、赔偿、真相调查、机构改革和人事清查等多种机制。过渡司法并不存在＂一刀切＂的模式,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原苏联、东欧有关国家主要采取了清洗和开放档案等做法。这些国家过渡司法实践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不可盲目追随某些人提出的正义口号,每一位公民都应当参与到过渡司法的思考和辩论中来,进而在其目标和手段方面达成共识。     

民事诉讼审限制度的存与废

诉讼效率与法院的结构和运作紧密联系.在立法上诉讼效率取决于程序的科学构建,司法运作中则决定于案件管理水平.审理期限是一种视野过于狭窄的诉讼效率衡量体系,弹性过大的制度设置使其难以精确衡量并提高诉讼效率,故应以诉讼周期取而代之.本质上审理期限是法官职业伦理问题,而非民事诉讼法程序制度.在即将修改民事诉讼法之际,删除审限制度规定,加强对诉讼机能的调整,为当事人设置诉讼促进义务,使诉讼程序合理衔接,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理性选择.     

论强制医疗案件的集中管辖——基于A市审判实践的观察和思考

在现行强制医疗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省(市)对肇祸的精神病人多采取集中医疗,而司法机关则分散于各区县,导致司法机关为节约司法成本而有意无意地缩略了部分诉讼程序,使得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均受到侵害。为改变此种现状,应借鉴行政案件、知识产权案件和特殊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制度,建立与集中医疗相对应的集中管辖制度即将全省(市)的强制医疗案件集中到接受医疗地的司法机关管辖,从而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降低司法成本;强化诉讼权利保障,体现程序公正;实现同案同判,维护实体公正;实现效率提升,确保及时审判;实现专业化审判,确保案件质量。为确保特殊案件得以公正处理,应设置集中管辖的例外制度;为保障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集中管辖的异议权,应赋予其上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