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可能性理论之反思

本文首先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发展作了简单的概述。对于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笔者主张行为人标准说，并通过分析认为行为人标准囊括了行为人、平均人和国家三方的判断。通过对期待可能性理论在犯罪论体系中地位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应批判地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并在责任论中加以论述，并提出期待可能性是与故意、过失以及责任能力并列的第三责任要素。此外，笔者认为，从期待可能性的实质出发，在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时应一分为二具体分析，使该理论得到合理的应用。     

期待可能性之中国式解读

期待可能性是指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行为人客观上有无选择其他合法行为的可能性。从中国语境的角度，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契合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主题，彰显中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期待可能性理论注重对人性的关怀，对常理的考量，这种价值取向与我国刑法的基本精神如出一辙。我国刑法理论中虽无明确的“期待可能性”的范式表达，但在我国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中却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基本内涵。     

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重构

尽管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法律归属、地位和标准等方面还有纷争,但它已成为德、日等大陆法系刑法学界的通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大陆法系国家,期待可能性不仅是衡量犯罪成立与否的规格因素,而且具有减免责任之功效。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倘若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对现实许多疑难、争议案件可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有助于凸显我国刑法的谦抑性与制约国家刑罚权,并丰富我国的刑法理论和研究方法,当然,这会导致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重构。     

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

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丁银舟郑鹤瑜一期待可能性，就其含义来说，是指在实施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能期待行为人作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具有选择合法行为的可能性，为有期待可能性；如果行为人实施行为时没有选择合法行为的可能性...     

论期待可能性在正当行为方面的适用范围

我国学者近年来围绕期待可能性理论展开了广泛研究，也有很多学者倡导将期待可能性理论引入我国刑事法律，但对于如何将之运用存在很多争议，也没有形成具有说服力的观点。本文通过对期待可能性与几种正当行为进行比较，进而对其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阐述。     

缺乏期待可能性之避险行为的思考

紧急避险属于排除犯罪性行为,紧急避险是公民的一项合法权益,由于紧急避险行为是一种牺牲某些法益而保护另一些法益的行为,所以在认定行为是否为紧急避险行为的时候容易因为法益价值的比较困难或两种法益等值而出现难以认定的情况。期待可能性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由于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有着自身的特点,期待可能性理论一直没有被法律确定下来。在某些案件中,行为是否可以被认定为紧急避险存在一定困难,将期待可能性理论引入到紧急避险理论中可以解决缺乏期待可能性的避险行为的认定。     

期待可能性新论——由许霆案引发的再反思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中研究的问题，我国学术界也一度对中国是否引入该制度有过热烈的讨论，但是由于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和混合武的犯罪构成理论使得引入这一制度有了很大的困难。本文由许霆案提出了期待可能性这一问题，再次发现实践对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需要，通过对德日的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简要回顾，重点分析了我国在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并对这些困境的解决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最后认为，我国现行的刑法规定、理论和实践并非是绝对排斥期待可能性的，它在我国的现行制度中具有可以被运用的潜能，只是由于理论上和实践上准备的不足才无人敢尝试。期待可能性作为刑法人道性和谦抑性的典型代表制度，其本身具有不容否定的优越性，而我国只需对现行的制度和理论作有限的改变就能在引进期待性理论中取得很大突破。     

期待可能性理论和罪刑法定原则关系问题研究

期待可能性理论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焦点在于：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在罪刑法定语境下有无存在的空间？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虽然受到一些诟病，却很难与其存在的事实抗衡。且就该理论的精神实质而言，与罪刑法定精神并无矛盾。而要恰当地运用这一理论且处理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问题，就要界定清楚期待可能性的含义，并找到合适的判断标准。     

刑法严酷背后的温情——期待可能性理论中国本土化的思考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法不强人所难”。不仅在我国传统的刑法文化中已有期待可能性的思想印迹，而且中国当代的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中也相当程度地折射出期待可能性的理念。所以，无论从历史刑法文化还是从现实的刑法理论来看，在我国刑法的有机体中植入期待可能性理论“基因”的条件已成熟。期待可能性的本土化路径应是“转基因”模式，利用我国刑法中既存的理论接口植入期待可能性的合理内核和精神的基因。     

期待可能性再思考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对人性弱点关注的理论,是规范责任论的产物,本文认为我国有引入的必要。对期待可能性的定义应该从期待可能性是否存在和期待可能性大小两个方面界定,划分为与犯罪成立有关的期待可能性即纯正的期待可能性和与量刑有关的期待可能性不纯正的期待可能性。其中,纯正的期待可能性应置于罪过中。     

许霆案应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的理析及启示

许霆案判决之误的原因,该案的民/刑违法属性差异,采取证伪与证成并举的方法,论证该案作为"刑事犯罪案"的不成立和作为"民事侵权案"的成立。许霆案引致的"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的关系"、"刑事理论与刑事实践的关系"、"刑事实践与刑事政策的关系"等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如何会通法治的若干启示。     

“许霆案”与中国法律的形式主义困境——兼论波斯纳的法律活动理论

通过许霆案的法学观察,展示学者何以为学者以及学者关注实践的学理方式;并结合许霆案这样一个特殊案例的分析,试图揭示出支配中国法律的形式主义法律观,为救济这种形式主义法律观可能存在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提出实用主义法律观尤其是波斯纳的法律活动理论可能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正当性。     

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2 0世纪初 ,在引入西方刑事诉讼法学成果 ,对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律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夏勤的《刑事诉讼法要论》、陈谨昆的《刑事诉讼法通义》、徐朝阳的《中国诉讼法溯源》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大多留学日本 ,所以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 ,无论是框架体系、基本内容 ,还是概念术语 ,都深受日本刑事诉讼法学的影响 ,在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上也带有比较幼稚的痕迹。     

从“许霆案”看我国刑法解释权的分配

"许霆案"作为一个"浓缩了司法积年弊端的典型样本",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而刑法解释权分配模式的弊端是这些问题出现的深层次根源.刑法解释权分为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立法解释权设计上的局限使得立法解释面临虚设的危险,不仅受到司法解释权扩张的威胁,而且其内部也有分权的趋势.司法解释权被"两高"垄断,限制了司法解释建议的来源,造成裁判权与法律解释权的分离.     

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的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判决结果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其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尚需探讨。本文以许霆案为素材，从其价值层面分析“道德法律化”中隐含的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阐明其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的潜在威胁及其对“合法、独立、平等”的司法原则之核心价值的影响。     

公安机关贯彻新刑事诉讼法中遇到的问题研究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修改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全部的诉讼制度,对公安机关执法产生了重大影响。2014年广东省警察协会成立了调研组,就公安机关贯彻落实新刑诉一年多来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主要存在犯罪嫌疑人翻供拒供案例明显增加,审讯工作难度增大;证据意识薄弱,执法办案不规范;警察难以适应出庭作证的要求,素质有待提高;涉案财物管理薄弱,物证保存困难;精神病人犯罪现象突出,强制措施难以落实;徐辉案效应不容忽视,存在翻案压力等问题,且成因也较为复杂。公安机关必须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积极主动适应,不断提高办案工作规范化,进一步推进新刑诉法的实施。     

论法院地法在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中的适用

从当今各国准据法确定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看,尽可能地采取客观中立的态度限制法院地法的适用范围以实现案件判决结果的一致性是发展趋势,但基于法院地法适用的实践以及国际私法的法价值目标,适用法院地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对于涉外非婚同居财产纠纷的法律适用而言,由于该涉外民事关系的自身特殊性,以及解决相关冲突规范可能存在的连接点不周延和实现国际私法实体正义的需要,法院地法的适用在涉外非婚同居财产案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日本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新论

在日本行政诉讼法中以"法律利益"作为撤销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但由于"法律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在学说及判例中存在着法律上保护利益说与值得保护利益说两种解释方法的对立。为扩大原告资格的范围,并防止法官过度的自由裁量,2004年6月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修改时采用了两种学说的折衷方案,即为"法律利益"标准的判断设置了四项必须考虑的要素,由法官依据该四项考虑要素来判断是否具有"法律利益"。     

类型化与民法解释

类型化思维是民法解释的基本思考方式,是民法漏洞补充的理论基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的同时,应对西方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论、亚图·考夫曼的事物本质类型论及卡尔·拉伦茨的类型分类理论有所借鉴。类型化思维适用于民事立法和司法,其中司法不仅以立法的类型规范为依据,更须以规范对应于个案寻找出的详尽法规则为依据。     

试论中国亲属法哲学的发展方向——兼与徐国栋教授商榷

近年来,我国亲属法制建设与法学研究进入了比较繁荣的时期。但是,亲属关系的立法和亲属法基本原理的研究依然令人忧虑,有许多重大基本理论问题未能得以明晰。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部门法哲学重要分支的亲属法哲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该研究领域还有许多等待开垦的荒地。由于基本原理中很多重大问题难以达成学术共识,导致目前亲属法的实践,尤其是司法解释和司法适用的法律实践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亲属法哲学的本体论层面,就亲属法的法律定位及调整对象等问题的学术论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就徐国栋教授的某些学术见解提出了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