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民健康促农村小康

缺医少阻碍农村“小康” “小病拖,中病熬,大病来了无着落”——这是目前一些地方农民就医现状的真实写照。 农民最怕的就是得病。好不容易摆脱了贫困,手头有了一些积蓄,可是,一场病就又回到一贫如洗, “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已成为中国农村“小康”路上的一道坎儿。许多农民发出相同的感慨:如今不再为吃饭穿衣发愁,愁的是看病难、吃药贵。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反贫困的传导机理、当前困境与对策创新

医疗保障扶贫要坚持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各项制度协同配合,形成保障合力,既要重点关注农村贫困人口,发挥"济贫"效应,又要兼顾贫困边缘人口,发挥"防贫"效应。目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反贫困面临以下困境:基本医疗保险及大病保险的分配偏见困境、医疗救助的目标人群覆盖扩大及补偿水平提升困境、补充性医疗保障制度的充足性发展困境、不同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困境。基于不同层次医疗保障制度的反贫困功能定位及面临的现实困境,增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反贫效应的协同配合,要强化基本医疗保险对低收入者的分配偏好,加大大病保险对贫困人口的倾斜支付力度,进一步增强医疗救助的托底保障效应,提高补充性医疗保障制度的规模效应。     

农村医疗卫生的现状及改善对策

目前,我国农村缺少基本的医疗保障,农民缺少基本医疗费用,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严重。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村医疗卫生治理主体缺位、治理制度缺位、治理资金缺位、农民观念落后等。只有明确农村医疗卫生的治理主体,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医疗卫生治理制度,设置国家专项投入,鼓励多元投资渠道,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基于精英主义的视角

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精准扶贫成为扶贫治理创新转变的新思路。由于扶贫工作的主战场是组织性较差、自主性较低的贫困农村场域,因此农村精英人物在整合地方力量和进行资源生产中起到了重要的主导和推动作用。从精英主义的视角对梧州市精准扶贫模式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梧州市农村精英人物通过动员普通村民、增值社会资本、依托组织载体、创新精英管理等方式形成的"精英主导—农民参与"的扶贫路径有效地将扶贫力量进行了整合,形成了扶贫合力。在推动地方引进科学技术、构建农村金融体系、拓宽销售渠道、完善基础设施的资源生产过程中,农村精英人物也发挥了关键性力量。"梧州模式"形成了精准扶贫的成功范本,诠释了精准扶贫因贫施策、因村制宜的精髓。     

看病难看病贵的基层感触

在农村流传着一句话,"小病扛,大病拖,病重才往医院抬。"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甚至因病返贫,因病致贫,这一民生难题,尽管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包括一些地     

农村:中国卫生工作的战略重点

我国有9亿农业人口,农村卫生状况关系着全国卫生事业的总体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但农村医疗卫生水平还比较低。历史留传下来的某些陈旧习俗还妨碍着农民自觉接受科学的卫生观念;30年一贯的农村卫生保健机制面临着新的考验;因病致贫仍然对一部分农村人口构成威胁。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真正把卫生工作的战略重点放到农村去。     

就业援助:西部农村反贫困的现实抉择——基于减缓地缘性贫困和生态贫困的视角

我国贫困区域、贫困人口向西部农村收缩的态势持续增强,而囿于自然环境、高度依赖农牧业的生计状况又引致地缘性贫困现象和生态贫困后果,并且“农业及其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扶贫”对贫困的作用已经减弱,甚至对减缓生态贫困缺乏积极作用.在西部贫困农村,生态环境支持系统的恢复、重建及其维护,必须依赖当地农民生计替代或转型；生态贫困问题的治理,必须依赖贫困人口生计空间和生计路径的拓展或转换.因此,实现劳动力流动对突破地缘性贫困困扰和解救生态贫困有着决定性意义,然此必须依赖国家针对性的就业援助,以赋能为重心,改变其劳动力人口缺乏就业资源禀赋的普遍性状况,促成劳动力流动.     

“文化扶贫”与“文化促贫”

“文化扶贫”与“文化促贫”逸竹为了共同富裕，同奔小康，有关文化领导部门和有关团体，已经开始了“文化扶贫”工程。这项工程是鉴于要“治穷”必先“治愚”的实践经验而采取的有效措施。简单说来，就是要对尚处在贫困状态的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和农民，在普及文化...     

到贫困地区去——何鲁丽川黔行

“到贫困地区去”,这是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选择首次调研之地时的“特殊要求”。自5月6日起,何鲁丽率队在四川、贵州这两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大省,对农村扶贫攻坚情况、计划生育工作、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及两个省的民革工作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深入调研。 不能让贫困进入21世纪 我国目前尚有近5000万的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在本世纪剩下的不足三年的时间里,要使这些人脱贫。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     

中国共产党百年技术扶贫治贫的演进、特征与展望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技术扶贫治贫实践探索出了一条“扶贫扶智、技术先行”的有效路径,走过了简单技术运用、农业技术运用、科学技术运用、信息技术运用的历史发展进程,呈现出治贫主体单一转向多元、治贫对象普惠转向精准、治贫手段传统转向现代、治贫结构科层转向扁平的时代特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脱贫攻坚转变为治理相对贫困问题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总结历史经验,强化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建构相对贫困技术解决的机制,大力提升各级教育的发展能级,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到技术扶贫治贫之中,全面开创扶贫治贫的新境界。     

扶贫进村(上)

“消除贫困”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1996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然而,“扶贫”的具体内涵应当是什么?发粮发款是“扶贫”,送钱送物是“扶贫”,可为何不少地区年年扶贫年年贫?如何帮助贫困地区从根子上真正消除贫困? 山西省吕梁地区从人的角度作了一点尝试。 吕梁是革命老区,也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全区13个县市中贫困县就有9个之多。贫困人口达110万,其中包括一部分处于特困状态的人口与村落。在对特困村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原因剖析之后,吕梁决策者们发现特困村     

贫困县域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布局优化研究——以精准扶贫为背景

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对于贫困县域而言,农村教育资源更加有限,使得农村中小学布局的不合理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文章深入分析了贫困县域基础教育布局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如下: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合理布局;有效处置学校遗留资产;加大专项资金的投入;完善农村寄宿制度等。通过这些方式优化农村基础教育布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最终达到让贫困县域的学生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根除贫困的目的。     

和政县三合镇“精准扶贫”村民满意度调查研究

贫困问题成为影响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短板,为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人民贫困状况,找准贫困地区、贫困人民致贫根源,国家在长期以来扶贫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政策,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旨在从根源上治贫,改善贫困人民生活状况。本文从村民满意度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和政县三合镇贫困户的问卷调查分析得出:当地精准扶贫村民满意度较高,影响满意度水平的因素主要为个人对政策的受益及获得感和政策实施中的客观因素;扶贫工作也存在部分不足。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提高政策的村民满意度提出以下建议:扶贫项目"强优扶弱";扶贫措施"因地制宜"。     

重视农村的文化扶贫

我国反贫困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扶贫方式实现了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 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最初是“输血”救济,即单纯地向贫困地区送钱送物,虽然起到了暂时救济作用,但没有使原本“体质孱弱”的贫困地区出现活力与生机,相反却养成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依赖思想和干部无所作为的工作作风,贫而安贫, 一蹶不振。送的粮吃光了,钱用光了,衣穿破了,扶贫生产贷款挪作非生产用途,有贷无还,再贷不灵。“输血”救济不但没有帮助贫困户走出贫困,反而使他们陷入了贫困的“怪圈”之中, 难以自拔。有人说,解放前是“命运意识”将他们牢牢地锁在贫困之中,他们自认贫穷是命中注定的;解放后由于政府的救济和扶贫优惠,逐渐养成了他们的“依赖意识”,从依赖集体到依赖国家,把希望一味地寄托在各种扶贫和救济上,不思进取,从而成为他们贫困延绵的主要内因。     

认识和破解中国“三农纠缠”难题

<正>如何看待中国的"三农"问题?一方面,吃饭是民生最重要的大事,粮食生产不可或缺,农业、农民、农村永远存在,"三农"无法分开;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农业不赚钱、农村破落、农民没有尊严,农业成了底层产业,农村成了偏远地区。"三农"问题已经成了"三农贫困"即产业穷困、区域穷困和人群穷困的代名词。     

脱贫攻坚是锤炼作风练兵场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当前,距离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任务时间已不多,正是最吃劲的时候。面对剩下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面对各种难啃的“硬骨头”,需要由广大党员干部组成的扶贫超强战队,继续团结带领贫困群众迎难而上,埋头苦干,把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走稳走实。     

特困群众看病“谁”买单

目前,“我国贫困居民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启动。其中,“农村医疗救助”率先出笼,政府将对患大病的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城市医疗救助”基本成型,政府酝酿从城市中最困难的人员探索医疗救助。     

贫困人口分布、构成变化视阈下农村扶贫政策探析——以湘西八个贫困县及其下辖乡、村为例

基于对湘西八个贫困县及其下辖乡、村的扶贫开发调查和定点贫困调研,从我国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分布的地缘性特征以及贫困群体构成以劳动力人口为主的视角梳理和分析了1986年以来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重点分析了扶贫资源瞄准和使用偏离扶贫目标群体、扶贫工作重点集中于就地开发建设物质资本以及就业援助政策缺失的问题及其后果,进而结合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探寻了扶贫政策取向,提出国家的扶贫资源和项目必须瞄准地缘性分布的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把能力建设置于新扶贫开发战略的优先地位,把就业援助政策作为扶贫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     

加快建设普惠适度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困扰我国发展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村困难群众。按照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我国农村扶贫对象还有1.2亿多人。在农村户籍人口中,每8个中就有一个贫困人口,因此,解决农村困难群众权益保障问题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难中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