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基于“政府失灵”的矫正

“政府失灵”是指政府由于本身的缺陷或缺失而不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造成资源浪费、交易成本过高和寻租活动的增多。面对这一棘手挑战,企业型政府理论应运而生,其主要特征在于借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来重塑政府,大力推进政府职能市场化。然而,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却忽视了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所在。服务型政府是一种以民为本、以社会为本,按民众的意志组织和运行的以服务为宗旨并承担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既是政府自身的本质要求,也是矫正政府失灵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路径。     

宏观调控中的“政府失灵”——从我国钢铁业产能过剩看政府在宏观调控的地位

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越来越大,频率也越来越高,不仅使很多人对宏观调控产生了误解,也对我国的市场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通过分析近两年钢铁业产能过剩的现状和部分原因探讨,论证了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如果不顾市场规律熨平市场波动,只会引起市场更激烈的反弹。政府只有在宏观调控中明确自己的作用和职能,才能更好地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     

“电子政府”和信息系统在美国地方政府管理中的应用

信息系统在美国地方政府管理中的应用经历前互联网和互联网两个时期,主要应用于财政管理、人事管理、土地管理、公共安全、市政工程等,改善了这些领域的服务。“地理信息系统”的出现和利用提高了工作效率,并逐渐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操作平台与支持决策工具。电子政府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上的政府运作过程,是高效率的政府过程。改进政府的运作程序是电子政府的实质所在。网络化和政府网络仅仅是电子政府内容的一部分,电子政府效果量化,这是目前值得研究的两个问题。     

“进步”的隐喻：评《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所谓＂进步＂既非社会财富一时的增长,也非国家实力一时的增强,真正的进步,是找到并坚持一种确保个人获得幸福,社会获得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治道＂。     

公共服务均等化中政府的“双重困境”及其修正

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往往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资源不足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做不了"困境;二是民众理性无知产生的"不便做"的效率与公平困局。面对这种形式的政府失灵,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超越单一行政组织分析的高阶组织集视角,指出政府之外作为环境的社会组织对其的支持作用,同时更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的一种依赖关系,而通过优化社会情景、培育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规范权力的分配结构等三个方面强化这种依赖关系,是消解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两重困境的可行路径。     

辩证地看待政府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以“影子官僚”为例

20世纪80年代,在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批判过程中,新公共管理逐渐兴起并成为一种新的典范。市场化和民营化成为西方主要国家行政改革的基本内容,而契约外包（合同）则是其中重要的形式之一。政府通过契约外包的方式间接雇佣的人员,称为影子官僚。它们的存在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有其优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如何正确认识影子官僚问题,并且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或许西方国家的经验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政府与市场要跳好“双人舞”——对如何强化弱化转化政府职能的理性思考

现在政府与市场跳的是“双人舞”。因此，在政府机构改革的同时要强有力地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职能实现强化弱化转化，政府与市场只有跳好“双人舞”，这样经济社会才能持续快速和谐协调发展。     

论政府在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美国政府的实践和启示

政府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化作用十分重要。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重点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制定标准以及改革企业监管制度等途径,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美国政府的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体现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建立统一的社会责任标准体系是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加强监管是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保障。     

探寻从财政透明走向政府清廉之路——“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与反腐败”论坛综述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和浙江财经学院共同主办了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与反腐败学术论坛,将财政学关注的财政体制与政治学关注的反腐败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研讨,吸引了来自全国25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多位学者与会。与会者围绕这一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提出了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     

信息时代的政府改革——“数字时代治理”与制度化方案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行政生态，促生了新的改革需要和动力，也预示新的改革方向。P．登力维等在《数字时代的治理》中对此做出了精辟的阐释。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 Governance）的核心理念体现为重新整合、基于需求的整体主义以及数字化变革等；它是技术理性观、整体人权利观双重变奏之产物；是行政过程内在的管理特性与政治特性交互影响的结晶。就其本质而言，数字时代治理是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对“整体性政府”理念的再阐释。为了深刻理解数字时代的治理，需要以行政改革的复合视角（包括观念与伦理、体制与流程、结构与功能、技术与制度、政策与机制视角）为标杆，对其制度化方案予以分析。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的构建与取向信息时代的政府改革——“数字时代治理”与制度化方案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分析

当代中国法治政府的构建是我国政府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变革。法治政府的构建应当建立在完备法律体系基础之上，行政权力也应在法律规范之内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政府的构建过程是法治化的过程，法治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也是法治化的过程。法治是廉洁的保证，是善治的前提。因此，法治政府的取向应当是使政府实现廉洁，走向善治。     

让“效能”引导“革命”——从温州的“效能革命”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变革

近来在温州等地掀起并席卷浙江全省的“效能革命”，以其新颖的视角和大胆的尝试为各方所瞩目。本文以中外行政改革模式上的差异作为自己分析的逻辑起点．从这场政府变革的特征、成效、困境和路径选择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剖析，并以此为个案来探究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可能方向。     

地方政府在“转方式”中遭遇的制约及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在转方式中遇到以下因素的制约:传统观念;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体系;事权与财权的错位;改造传统产来的压力以及现行体制的缺陷。促使地方政府加快转变方式需要做以下工作:倡导科学发展观;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地方政府的职能由微观向宏观管理转变;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从群体性事件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基于“乌坎事件”的思考

地方政府是最直接与公民发生接触的政府机构,是政府管理的神经末梢。地方政府的行政表现,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政府的形象,也最直接反映了地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能力。根据广东"乌坎事件"的梳理,可以看到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问题,对此提出了"维稳"新思维;处理方式柔性化;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培养社会组织;完善政府责任追究制度等对策。     

大数据时代“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基于IGR法则的讨论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于数据的治理”与“针对数据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使命,“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有利于推进数据资源的整合利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鉴于信息流动遵循与电流在电力系统网路中高度相似的科学规律,国家治理信息网络与全国电力系统网络都是高度混沌的网络结构,本研究借鉴电力系统在“稳控”领域采用的基本法则——“欧姆定律”,推导出关于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稳控的IGR法则,以便进行数字政府的统筹设计与风险防控。研究认为,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建构应着重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行政治理制度”“治理大数据规制”等四个着力点入手;通过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科学搭建与稳定运行,促进我国各级政府转型升级为“数字政府”,形成可持续发展、可无限更新的治理能力,以政府的数字化促进治理的智慧化,提升“国家治理商数”。     

突发事件中政府辟谣何以有效？——基于“谣言属性—辟谣策略”框架的分析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辟谣频频陷入“失灵”困境,要求从学理层面回应政府辟谣何以有效的问题,以提升政府辟谣的效果。通过构建“谣言属性—辟谣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国内42个政府辟谣的案例数据,运用多案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突发事件中政府有效辟谣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回应方式和事件类型是政府有效辟谣的核心变量,但任何单一条件变量都无法直接促成政府有效辟谣,这表明政府有效辟谣是复合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充分条件组态分析表明,政府有效辟谣具有9条发生路径,综合呈现出回应方式决定型、外部责任归因型和边缘结构驱动型等三种模式。研究揭示了突发事件中政府有效辟谣的内在机理,为提升政府辟谣效果提供了理论证据。     

从“极化”走向“理性”:网络空间中公共舆论的演变路径——百度百科“PX词条保卫战”的启示

网络空间中的公共舆论往往呈现出从"极化"到"理性"的演变趋势。针对这一问题,选取了百度百科"PX词条保卫战"作为案例,基于虚拟民族志的方法,挖掘相关文本资料,并运用行动者网络作为主要分析框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该案例中网络舆论演变过程解剖为极化、制衡和理性化三个阶段,进而着重刻画其中的行动者转译机制,如从问题化、旨趣化到招募、动员到网络稳定,从而得出结论:网络舆论的极化现象背后往往牵连着社会情境线索,网络舆论演变实质上是自主治理机制的演化,在议题演化机制的作用下,网络舆论的演变促进了公共空间的衍生。研究结果深度刻画了网络舆论的演变路径,揭示了其演化的具体机制,从而为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美国情报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对我国的启示——“形而上”与“形而下”哲学角度的分析与思考

情报理论可分为关于情报的理论(theoryofintelligence)和为情报工作服务的理论(theoryforintelligence)。美国"关于情报的理论"主要有两种架构:一是"形而上"的,即从历史、数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情报工作本身;二是"形而下"的,即对"情报循环"(intelligencecycle)的整体和各个环节开展的研究。二者研究方向存在差异且各自特点明显,其对我国开展情报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提升政府能力的政策学话语——以郑州“引博从政”为例

以郑州“引博从政”为例,在政策系统中由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及政治、行政文化体制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政策生态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提升政府能力,其政策创新要保证做到“三化”,即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引博从政”有益的启示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回归、制度创新理论的物化和全新人才观念的形成。从政策学的角度来看,提升政府能力还应做到:加大舆论宣传,加强行政沟通;进一步提高政策“三化”水平;完善配套政策;科学评估;做好角色转换的引导。     

从“公关管控”走向舆情引导——政府应对网络事件的实证剖析与反思

"公关管控"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对网络事件采取的主导行为策略,目的是尽快消除网络负面影响,维护自身形象,本质上是迫于压力型体制的刚性约束,通过"信息封锁"对互联网媒介生态形成的政府治理挑战的一种短视回应,其危害在于矛盾积聚与消解权威。为此,政府应对网络事件,应转变"管控"策略为"沟通、引导"策略、建立常态信息沟通机制与矛盾源头化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