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民事抗诉的影响

《民诉证据规定》对抗诉的积极影响有 :强化落实结果责任 ,当事人举证相矛盾 ,无法认定事实时 ,法院依举证责任判决一方败诉 ,不属错误 ;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的确立 ,促进检察机关坚持原审案卷审查 ,弱化职权调查 ,排斥新证据 ;严重违反质证规则 ,应属适用程序法错误 ,强化程序公正观念 ;确立法律真实证明要求、证据裁判主义、自由心证理念和“高度盖然性”最低证明标准 ,审查抗诉也应遵循这些规范。消极影响有 :造成法律适用的冲突和混乱 ,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缩小了抗诉范围 ,且难以认定法官枉法裁判的行为。     

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透视与前瞻

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具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是其履行法定职责的必然要求,其中书面审查应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的主要方式,调查取证则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的有效补充。检察机关审查民事抗诉案件的调查取证应在立法上予以明确。     

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息诉工作

何为民事、行政检察息诉工作 ,笔者尚未查到正式的定义。依笔者之见 ,检察机关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息诉工作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就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或裁定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请求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 ,检察机关受理审查后 ,确认判决、裁定正确 ,决定终止审查 ,并通过说服、疏导等方式使申诉人接受判决、裁定的工作。民事、行政检察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 ,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所进行的法律监督 ,民事、行政检察的任务应当包括 :支持人民法院的正确裁判 ;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     

美国行政法上案卷排他性原则分析

美国的案卷排他性原则起源于著名的第一摩根案件,该案确立“决定者必须听证”的原则,指出决定者只能以在听证中所确定的事实来作为决定的依据,而不能根据听证之外的事实材料。该原则司法审查中就体现为案卷是法官审查行政决定是否合法的唯一依据,即只能审查作决定当时考虑的相关事实,而不能把作决定之后新的事实、材料作为审查依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语境下的抗诉选择

协商型司法理念为认罪认罚案件的抗诉触发机制带来了微妙的影响。面对一审裁判结果，检察机关宜更加关注抗诉制度的责任义务面向与价值传导功能，作出更为适应制度功能调整的抗诉选择。认罪认罚案件中，基于对裁判依据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建议采纳情况及程序正当性判断，检察机关可以作出因一审裁判自身而引发的抗诉选择；当裁判据以定罪或量刑的证据性质、内容等因素因被告人反悔上诉而改变并产生足以颠覆裁判结论的变化时，检察机关可以作出因被告人反悔上诉致从宽量刑明显不当而引发的抗诉选择。由此，将抗诉作为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性运行的有效手段，以新的抗诉选择体现检察机关的司法态度，有助于长远地平衡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     

刑事二审程序中原审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困境与出路

部分被告人上诉引发的共同犯罪二审案件中,二审法院既要针对上诉人的上诉部分进行审理,也要针对未上诉的共同被告人的犯罪部分进行审理。同时,部分案件中,一些未提出上诉、未被抗诉、未被上诉人上诉的共同被告人亦有参与刑事二审并行使诉讼权利的需求。然而,涉及原审被告人诉讼权利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存在着原审被告人对上诉状内容不知悉,二审书面审理时原审被告人缺少表达意见的途径,开庭审理时原审被告人自行辩护的权利受限以及原审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不明确的现实问题。对此,必须保障原审被告人对上诉状内容的知悉权,二审书面审理时应当将原审被告人纳入到讯问对象之中,开庭审理时必须保障原审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同时明确原审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方能最大程度上保障原审被告人在刑事二审程序中的诉讼权利。     

辨析三机关互相制约和检察监督引发的几点思考

制约和监督是限制国家权力的两种方式.刑事诉讼是强大的国家向孤立的个人发动的一场追诉活动,运行其中的国家权力应当受到限制.作为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三机关互相制约和检察监督,是刑事诉讼中有中国特色的限制国家权力方式,两者存在本质区别.检察机关对未生效裁判的抗诉不属于检察监督范畴.我国应当赋予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独立的司法审查权.     

抗诉运作机制完善之法律思考

抗诉运作机制完善之法律思考李志平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抗诉权是其进行审判监督的重要方式。多年来，各级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纠正了一些确有错误的裁判，为确保公正审判，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起到了良好作用。但由于我国立法对抗诉运行之...     

民行抗诉效力研究

民行检察抗诉属于检察机关对法院生效裁判的监督方式，其价值日标是司法公正。然而，民行抗诉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遭遇到了诸多问题，使其监督的实际效力受到影响。本文阐释了民行抗诉效力的衡量标淮，具体分析了影响民行抗诉效力的法律障碍以及抗诉负荷过重等制约因素。最后，着重指出民行检察理论基础与正当性论证是民行检察制度长远发展的现实要求。     

三机关互相制约和检察监督引发的几点思考

制约和监督是限制国家权力的两种方式.刑事诉讼是强大的国家向孤立的个人发动的一场追诉活动,运行其中的国家权力应当受到限制.作为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三机关互相制约和检察监督,是刑事诉讼中有中国特色的限制国家权力方式,两者存在本质区别.针对目前在两种限权方式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对未生效裁判的抗诉不属于检察监督范畴;赋予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独立的司法审查权;检察机关不应享有对案件的侦查权等观点.     

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分析

在检察机关的众多权力中，公诉权是最基本、最核心的权力。检察机关的性质应当由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这种核心权力，而不是由检察机关中的侦查权、抗诉权、判决执行的监督权、建议权等来决定。公诉权的本质是请求权而不是监督权，其权力本性是“诉”，即使它可能起到的某种“监督作用”，也不宜将其定性为监督权。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存在价值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可对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以及审判人员的枉法裁判行为提出抗诉。其他国家也有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定,但一般是检察院只对涉及社会公益的案件作为代表人参与民事诉讼活动。我国应借鉴这种公益诉讼制度,同时应保留对审判人员的枉法裁判的案件的抗诉制度,检察院的公益诉讼制度与对审判人员枉法裁判行为的抗诉制度在我国有其存在的价值。     

论民行侦查权的合理运用

民行侦查权几经起落,最终还是回归。各地检察院民行部门近几年运用该权力查办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成果寥寥。是法院公正无私？还是检察院查处无力？如是前者,为何民间指责之声不绝于耳、执行潜规则大行于世？看来原因在于后者。没有侦查权的有效行使,注定了民行检察的积贫积弱和抗诉效果的差强人意。检察机关应当重新认识和处理法检关系;提高发现线索的能力和意识;实行科学的职务犯罪办案模式;重点查处执行人员的职务犯罪。     

新《律师法》与律师阅卷制度之完善

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阅卷范围,明确了阅卷权是律师所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在审查起诉阶段保障律师阅卷权具有重大意义。两大法系国家在保障辩方审前程序知情权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其目的是为了保障辩方及时、全面地掌握案件信息,与控方展开平等对抗或者在审判阶段进行有效辩护。我国应借鉴其中合理的规定和做法,在律师阅卷的时间、地点、范围等方面进行完善。     

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研究

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侦查监督工作需要深入进行策略研究。要通过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强化对不该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和对立案后的跟踪监督,强化立案监督工作;通过树立人权保障意识,正确认识和适用逮捕措施,逐步减少逮捕的适用,强化审查逮捕工作;通过综合运用法定的监督手段、严格审批侦查羁押期限的延长、严格排除非法证据等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纠纷解决制度之正当性探析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纠纷解决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混淆仲裁员与调解员的不同角色,是否违反了程序公正原则,能否提高纠纷处理效益。对其正当性可以运用纠纷解决中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进行证明。     

死刑复核制度价值理念的变迁

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秉承儒家司法仁政原则,对古代司法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死刑复核制度由于长期的功利性倾向,未能形成内在的制度价值.死刑复核制度改革不能仅局限于收回死刑核准权,而是应在保障人权的角度重塑人道主义的制度理念.     

从“中西混同”到“中西分立”对中国宪法学教材的反思与展望

宪法学在法学领域无疑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宪法学教材毫无疑问地承栽着艰巨的任务，即向法科学生传递宪法学的通识，引发其对宪法学研究的兴趣，但中国宪法学教材却因存在“中西混同”之缺陷，难以完成其应有的任务。基于此，对中国宪法学教材进行反思，探寻问题存在之症结，寻求问题解决之途径，譬如“中西分立”和“教材分著”，将更具现实性与建设性。     

民主的蝴蝶：一个权力分享的角度

权力是政治的最核心的本质要素,也构成民主理论研究的基本视角.从这一角度出发,民主政治最根本的诉求是对权力的分享.本文通过回顾民主理论的历史演进与嬗变,探讨了民主的原初定义、民主与共和的融合以及民主技术化的制度实现路径,提出以科学民主理论为指导,为中国本土化的民主政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遗嘱执行程序初探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拥有的社会财富日益增多。因此，人们对死后能否按照自己的遗愿来分配遗产越来越关心。依靠继承人的自觉行为来继承遗产可能会因诸多因素产生变故，因此建立相应的遗嘱执行程序制度，通过法律强制力保障遗嘱人遗愿的实现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