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城市才是城市扩容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成就显赫,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吃得撑",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却"挨着饿".前不久,<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社会资源大量汇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形成"盆地效应",吸引流动人口过度集中,使这些城市严重超载,土地、环境、水资源难以承受,不少城市已不堪重负.     

城市规模增长与城镇体系协调发展

我国大城市和小城市都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率,而中等规模城市(100万左右)增长相对缓慢;中等规模城市"塌陷"导致我国城镇体系不够协调。不同规模城市增长差异的理论解释为:大城市超常增长是由于交通通信技术进步、政府撤县(市)设区的政策支持和自身的集聚效应;中等规模城市"塌陷"是由于市场区位优势弱化、产业关联性不强和公共服务相对不足;小城市快速崛起是由于"借用"(分享)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及产业转移中的区位集聚。未来我国城镇化战略重点是推进一批中等城市崛起,"承上启下"地促进城镇体系协调发展。     

宝鸡建设特大城市的战略构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建设正经历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新跨越,特别是近年来新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不断崛起。地处关中西部、渭水之滨、关中——天水经济区核心地带的宝鸡,在建设大城市的过程中,有着良好的机遇和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宝鸡在新一轮城市建设中,一定要抢抓机遇,前瞻性地消除大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城市病"问题,更好地打造一个既富有关中地域特色,又富有现代化都市魅力的大城市。     

超大城市视阈下的成都市人口问题与治理对策

人口是超大城市划分的依据,人口问题是影响超大城市发展的重点问题,作为2017年新晋超大城市,成都市的人口现状、人口问题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人口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成都工作的重要指示,成都市需要探索"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需要依据自身人口特点、提升人口治理水平。超大城市视阈下的成都市人口治理,应当整合国内外超大城市治理理论和治理模式,分析成都市人口治理难点重点,从人口数量的科学规划、人口质量的持续提升、人口结构的合理调节以及区域人口的均衡分布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大城市公安“轮训轮值”机动部队运作机制建设的探索与思考——以上海为例

近年来,世界部分地区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时有发生,我国也已成为暴力恐怖袭击受害国之一。如何应对和处置暴力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是公安机关面临的严峻挑战。大城市公安机关应当借鉴境外应急机动部队运作的经验,加强大城市公安"轮训轮值"机动部队运作机制建设,从而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突的能力与效率。     

在新“国六条“背景下浅析房地产税收政策

针对2005年房地产领域的一些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少数大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矛盾突出,房地产市场秩序比较混乱,新"国六条"酝酿出台.本文在新"国六条"的背景下从房地产税收三个环节的角度分析,目前房地产税收政策的积极作用,房地产税收在调控房地产市场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思路和建议.     

大城市郊区“城市病”及其治理——以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为分析样本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大城市为防控"城市病"而实施"城市郊区化"发展战略,又将城市病"传染"到大城市的郊区。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的郊区化城市病较为典型,人口爆发性增长、交通梗阻、用地紧缺、环境质量下降等,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吴家山防控城市病的对策策略应为:促进人口分布均衡,缓解人口拥挤导致的城市病;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缓解交通梗阻;超前规划,避免无序发展;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促进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居民素质同步提高。     

大城市社会危机处理比较研究

我国近40年来的快速城市化,有利于更好更快实现现代化转型,但也必须看到,快速城市化给我国的各大城市带来诸多矛盾和风险,从而快速积聚了各类城市社会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将延误发展,甚至影响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本文从表征与种类的角度分析国际视野下大城市社会危机,将国际大城市社会危机的普遍性和我国大城市社会危机的特殊性研究相结合,从城市居民与政府的视角对我国大城市社会危机的成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借鉴大城市社会危机管理的国际经验,提出构建大城市社区治理参与平台、提升城市领导者的战略思维、聚焦大城市社会危机中的特殊群体、完善大城市社区治理的顶层设计等举措。     

加快发展沙湾现代服务业的调查与思考

沙湾要坚持"做强大产业、完善大交通、构建大城市"战略,狠抓产业集聚、园区建设、市场培育,推进工业的快速发展,加快发展沙湾现代服务业,抓好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加快建设专业大市场、改造传统服务业和拓展新兴服务业、提升文化旅游产业水平,有效提升沙湾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积极融入乐山百万人口大城市。     

推进城镇化战略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城镇化战略方针,与过去长期倡导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相比更科学、全面地体现了我国城镇化的客观要求.     

加快结构调整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以六盘水市为例

在<贵州省城镇体系规划>和<六盘水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中明确提出了要把六盘水建设成为省域次中心城市;建设成为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贵州西部重化工基地和贵州省"西电东送"工程建设的主战场的发展战略目标,这就为六盘水市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迎来了的大好机遇.因此加快结构调整,推进城市转型,是实现六盘水市经济社会可持续、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浅析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了郊区化进程。一些富有阶层为了远离喧嚣的工业城市,寻找良好的居住环境,逐渐迁移到郊区,使得各大城市普遍出现"空心城"现     

发展城市群破解“城市病”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历史.城市化的过程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分工深化,资源聚集,市场规模扩张,创新的步伐和效率在不断提高,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使人类获得了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同时,城市化在使人类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的"城市病"困境.所谓的"城市病"是指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口及相关要素向大城市过度聚集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的统称,比如人口拥挤、交通不畅、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住房短缺、贫民窟等.     

现代化视域下大城市价值治理逻辑阐释

大城市价值治理是根治“大城市病”等相关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基于认知发展的规律与结构,大城市价值治理的必要性渐次体现为现象、行为与制度治理等层面。大城市价值治理内蕴“对价值治理”“借价值治理”和“为价值治理”三重之维,经历了从科学、人本、永续到创新主导的范式变迁。结合大城市治理的历史经验、客观现状与未来走向,大城市价值治理应当确立以复杂、民主、想象、法治、文化、健康为基础支撑的C-DIRCH框架。同时,针对价值偏见、价值分歧等现实挑战,要通过加强价值表达、价值协商、价值保障、价值自信等应对之策,有效保障和提升大城市价值治理的效能。     

乐山建造百万人口大城市的聚集能力和承载能力研究

乐山在建设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应更多发挥城市化的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这就要求不断增强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以及自然生态资源等要素的集聚能力以及城市的承裁能力.     

论“IP+”产业的集群化——文化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由于集聚了文化产业与其他经济部类相比较而有的共性与特殊性,IP产业将成为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聚焦点与突破点之一。现阶段,IP产业形成"IP+"产业的集群化,将是一种较有竞争力的发展模式。各大城市在此过程中具有竞争性关系。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各大城市的地方政府需要积极介入产业集群的顶层设计和组织建设中来,这是产业集群自身产业形态发展的要求。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建设、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构建IP行业产业标准与规范,加大技术开发力度、促进IP产业向移动端转流等是各大城市政府当前需要直面的问题与挑战。     

完善超大城市街面巡逻防控机制的路径研究

完善超大城市街面巡逻防控机制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是,目前面临超大城市街面巡逻防控机制与群众现实需求的矛盾、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差距问题。为此,应当厘清超大城市街面巡逻防控机制建设的主要思路,从组织指挥、警务站运行机制改革、信息技术融入、警务联勤联动和综合保障等方面,完善超大城市街面巡逻防控机制的具体路径。     

关子构建和谐重庆的几点思考

由于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构建和谐重庆必须从实际出发,抓住重点,正确处理效益与公平的关系,努力扩大就业,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缩小重庆三大经济发展区域的不平衡,构筑社会安全网.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老年生活变迁

大城市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对老年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研究基于"中国大城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探讨互联网如何改变了城市老年人的生活。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大城市移动互联网设备已经基本普及,老年人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比例逐年升高。总体上,移动互联网对老年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浅层次社交层面上,主要作用体现在改善了传统家庭代际关系,扩展了老年社交网络,丰富了老年社会生活。但在深层次的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方面仍然动力不足,由政府技术外包建立的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内容单一,缺乏应对老年多元化需求的弹性。     

省会经济圈相关信息八则

一、有关都市圈、城市群概念1957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教授提出"大都市圈"理论:由一两个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作为一定行政区域的核心,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