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的产业升级

台湾经济能否在廿一世纪以前实现产业升级,是决定台湾经济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当前国际和台湾内部的经济环境,已使台湾劳力密集产业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升级,台湾经济的衰落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台湾当局也早已意识到这种情况,在80年代前后就提出工业升级问题,以后又制定了《促进产业升级条例》来代替《奖励投资条例》。但是,由于对工业升级、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的涵义理解不一,学术界和新闻界对台湾产业升级状况的评价不一致,岛内外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就此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台湾产业升级问题的再思考

去年12月上旬,我在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研究所与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两岸交流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我的论文:《从台湾产业升级看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主要阐述海峡两岸经贸关系与台湾产业升级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淡到:“台湾产业升级已在进行,但升级进程似乎太缓慢、零散。”会上,台大经济系教授陈博志评论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台湾产业升级非常的快”,“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返厦后,薛琦教授特地寄来他的《总体失衡与个体调整:台湾在80年代的经验》一文,并附一信,表达他对台湾产业升级的看法,监对我的观点提出与陈博志教授类似的意见。在     

全国台联致电台湾统一联盟对台湾地震受灾同胞表示慰问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６月１１日致电台湾统一联盟 ,就台湾地震向受灾同胞致深切慰问。慰问电说 ,惊悉台湾南投发生强烈地震 ,造成重大损失。我们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对此表示深切的关心。在此 ,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受灾同胞表示深切慰问 ,希望早日恢复家园。全国台联致电台湾统一联盟对台湾地震受灾同胞表示慰问     

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规划建设及对两岸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近年来,为避免亚太经济一体化下被边缘化的危险,台湾当局积极推进“自由经济示范区”规划建设。就规划方案来看,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以“六海一空一农技区”为升级试点,采取“前店后厂”模式,发挥其“境内关外”的核心作用,以“五大中心”架构为基础,以高端服务业和加值型加工产业为重点,凸显“自由化”、“示范性”,有助于推动台湾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台湾经济自由化与国际化水平,但对台湾部分产业也将造成冲击。与此同时,由于产业开放和对大陆政策松绑的保守性,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成效有限。台湾当局只有扩大“自由经济示范区”产业开放领域、拓展区划范围及功能,对大陆实施更加开放、自由和便利的政策,才有望达成“自由经济示范区”的预期目标,进而有助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     

对台湾高科技产业“西移”的思考

分析台湾高科技产业加速“西移”的趋势及其驱动因素 ,认为台湾高科技产业外移不会导致“新产业空洞化” ,而是两岸产业分工体系的必然发展 ,是台湾高科技产业生存与发展 ,提升国际竞争力及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出路。     

台湾的金融发展与产业升级

通过对台湾金融发展在产业升级中作用的考察 ,认为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早期 ,政府的金融扶持和创业投资公司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从长期看 ,当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金融业的现代化是产业升级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邮票上的自然灾害

继1999年台湾发生里氏7．6级的“9·21大地震”之后，今年3月31日台湾再次发生里氏7．5级地震，两次地震都给人们造成了生命财产损失。这使人们更加关注和警惕自然灾害的发生。     

地震面前守望相助,“去中国化”去不掉两岸亲情

正台湾一场地震,伤及同胞,令人痛心。大陆一番慰问,血浓于水,让人暖心。2月6日深夜,福建的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说"地震了"。很快,台湾的朋友开始在朋友圈里发出了地震灾区的现场照片,道路开裂、楼房倾斜。凌晨,微博、微信里有关台湾地震的消息文字和图片开始刷屏,灾情和同胞安危时刻牵动着大陆民众的心。2月7日一早,同事和朋友们见面聊天、社群交流,都有一点担忧:这次台湾地震,大陆还能帮上忙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两年前的2016年,同样是2月6日,台湾南部发生强烈地震,造成116人罹难,     

祈福乡亲! 大陆各界纷纷向台湾地震灾区伸出援手

正没有什么能使我们倒下只会令我们更加坚强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分离只会让我们的手握得更紧我们是兄弟血相承,命同运我们在一起爱同在,心相连2月6日凌晨台湾高雄发生6.7级地震造成116人罹难向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台湾乡亲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亲属及受伤、受灾乡亲表示亲切的慰问2月6日凌晨3时57分,在台湾高雄市(北纬22.94度,东经120.54度)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地震造成116人罹难,500多人受伤和重大财产损失,罹难     

论台湾的“工业升级”

从现在开始五至十年之内,乃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因为在内外形势迥然改变的压力下,台湾面临着必须解决的“工业升级”问题。所谓“工业升级”,不仅意味着台湾经济结构必须从近二十余年所建立起来的劳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还意味着现有的经济、社会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政治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