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中间因素”与普列汉诺夫的“中间环节”

恩格斯关于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和宗教的、哲学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间因素"的思想,为后人研究社会心理提供了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普列汉诺夫在恩格斯"中间因素"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心理是居于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之间的"中间环节"思想.这不仅是时恩格斯"中间因素"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理论.     

浅析北宋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社会政治价值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变法中的"青苗法"是一系列变法中重要的内容。这一内容的实施使得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危机,但没能从根本上使政府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变法的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没能很好地得到地主阶级的支持,遇到的阻碍重重,使得变法最终失败。从北宋政府起用王安石实施变法的相关背景、变法目的、失败原因展开简要分析,虽然变法失败,但变法中的"青苗法"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时期”的社会矛盾及其化解

即将开始的"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能否有效地解决我国社会存在的突出矛盾,关系到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键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经济发展方式、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利益分配、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化解这些矛盾,要坚持整体性原则,坚持科学发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关于邓小平的“不争论”

邓小平的"不争论"是在推进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其理论内涵是:为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特定时间范围内,针对传统习惯势力和小生产势力影响很大的现实,积极稳妥地实践,开创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不争论"的提出,充实了邓小平的重要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排除了"左"倾思想的干扰,有效应对了传统势力和小生产势力,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类本质异化”思维方式与“费尔巴哈思想遗迹”——接着“两条逻辑”的国内“南北之争”说下去

在对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进程的研究中,国内最近一段时间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两条逻辑"展开了"南北之争".在双方的背后,"接着说"便成为一种积极的学术态度.在不局限"论争"的问题域基础上直接追问:"类本质的异化"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得以承接?在<手稿>时期,马克思有没有一个"费尔巴哈思想遗迹"的问题?如果说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时期"又会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引起哪些问题?从而认为,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哲学后缀的"唯物主义",在一般唯物主义基础上通达辩证唯物主义,最终拉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序幕.     

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学习江泽民“七一”讲话的体会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始终贯穿着"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成为工人阶级批判旧制度、创建新制度的理论武器.江泽民同志对劳动价值论做了新的诠释,有着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基层协商民主的“和合”意蕴

基层协商民主是当下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路径。台州公民意识觉醒较早,有着较多的协商民主实践方式。从民主恳谈、学生议事等实践范式来看,台州基层协商民主无疑到处浸染和渗透着"和合"的理念与精神。协商中的愿景治理体现着"和合"的目标走向,协商中的过程论辩构成了"和合"的存在形态,协商中的诉求兼容凸显了"和合"的内在要求,协商中的命运共识指向了"和合"的价值旨归,协商中的思想融合成了"和合"的终极追求。可以说,本土化的协商民主实践范式兼具了"和合"所有的特征。同时,"和合"的特殊质态,又催生和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论“三个代表”思想内涵的哲学意蕴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在新的历史高度和认识高度,极大丰富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认知的新飞跃,体现了我们党对推进文化建设认知的新境界,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主体地位和根本利益认知的新高度。“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缜密理性思考的成果,深湛科学认知的结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厚的哲学意蕴。     

“中华福音团契”活动的新特点

"中华福音团契"在其14年的发展中,逐渐由乡村走向了城市,由气势汹汹转变为"和风细雨".由单打独斗转入"中国家庭教会",由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心态转变为争取合法地位的强烈愿望.这一系列的转变充分突显了其不稳定性增强、教育转化价值较高的特点.也说明了信仰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取缔非法宗教组织的斗争任重而道远.     

“幸福悖论”的现代性根源探讨

幸福是人们对一定时期“自身状况的满意”.然而在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下,幸福的追求演变成对物质财富的无止境占有和消费,致使幸福陷入了前提性的危机与困惑,即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却是压力的倍增,幸福感的疏离.究其根源,在于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物质化致使幸福“物化”,在于工具理性的驱动下人之存在价值的迷失导致幸福的“工具化”,以及技术理性的张扬加剧幸福的“虚无化”.     

从“选主”到“自主”:被选举权的制度建构

被选举权从一种被选举的资格发展到“主张被选举”的权利,是民主深化的要求和体现,也是人民作为主权者“出场”的重要方式.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它是政治权利的典型形态,是手段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具有防御权和受益权的双重性质,对于启动民主,聚合民意,促进国家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培养政治人才和健全公民人格具有特殊价值.要充分实现被选举权,必须完善其主体制度、竞争博弈机制以及争讼解决机制.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两委班子“两张皮”问题的研究

本文以经验材料为基础,分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在部分农村出现的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两张皮"现象.认为"两张皮"现象对当前农村的社会稳定、村民自治和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危害,也影响到党的农村政策的贯彻;这种现象既与农村家族、宗派因素有关,又与选举制度的缺陷和村干部的素质有关;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加强教育、深化农村改革、完善选举制度和明晰两委班子的权责关系.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市场化融资路径

自设立"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进展顺利,目前已进入新一轮的建设高峰期。然而要深入落实"弯道超车、科学跨越"的总战略,探索一条适时高效的市场化融资路径迫在眉睫。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融资的市场化运作分为融资主体的市场化、融资项目的市场化、融资条件的市场化以及融资工具的市场化四个环节。打造市场化的融资主体,首先要打造融资平台,其次要提升融资平台的服务能力;培育市场化的融资项目,要科学规划一批重点项目,采取市场化手段促进项目转换;完善市场化的融资条件,要构造均衡的现金流和完善的信用结构;选择市场化的融资工具,要充分发挥单一融资工具的功能,探索两个或两个以上融资工具的组合设计。     

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伦理意蕴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劳动解放人是劳动的根本伦理意义,解放人的劳动是对劳动的根本伦理要求.“解放”即解脱羁绊获得自由.所以劳动解放人的根本伦理意义也即劳动的自由意义.一切劳动成果不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害人性劳动以及劳动过程具有害己性的劳动,主要指异化劳动与过度劳动,都是应该解放的劳动.劳动解放人与解放人的劳动是对立的统一.其对立性表现为:通过劳动解放人,会产生劳动对人的“不解放”;而不劳动又无法实现“劳动解放人”.其统一性表现为:劳动解放人是解放人的劳动的根本前提,解放人的劳动会对劳动解放人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深刻认识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及其伦理意蕴对于深入揭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质,确立、实践劳动及劳动关系的应然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时期幸福观的演变与“幸福社会”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深刻的转型期,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传统的幸福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观念的变化势必引发人们实践的改变,从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转型期人们幸福观的变化规律,有助于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幸福观,超越庸俗的幸福追求,进而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促进幸福社会的建设.     

论《文心雕龙》“唯务折衷”的美学体系

刘勰在<序志>篇中就开宗明义提出了"唯务折衷"的美学原更则,在写作过程中自觉地建立起"唯务折衷"的美学框架,并以这一原则为指导来解释情与理、人与物、阳刚与阴柔等文学基本矛盾关系,实现了他美学思想的"圆该"和统一.     

“中国梦”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中国梦”凝聚着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彰显着对民族复兴的希望。但在开放性、共容性的全球化时代,新的“世界结构”生成与重构给予了实现“中国梦”十分丰富的时空场域。因此,重新审视和反思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体系便成为解构和诠释“中国梦”价值意蕴与逻辑理路的基本前提。从“全球化”视野来看,复兴“中国梦”的基本前提是坚持“主权性中国”基础上的“主体性中国”建构;核心要件是加强党的自身能力建设;关键条件是推动“三个自信”的大众化;根本途径是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具体实践。     

“和而不同”：和谐社会的哲学意蕴

“和而不同”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之一,“和而不同”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而不同”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和谐,承认差异、包含差异、尊重差异,在相互依存中求同存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努力将“和而不同”所蕴含着的哲学思想挖掘出来并将其发扬光大,这对和谐社会的建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与“中国模式”的产生

“中国模式”不是雷默提出的,而是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是由大陆模式、台湾模式和港澳模式组合而成的“一国三制”.“中国模式”主要是依据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设计的,在1992年初具形态,发展至今,2004年后举世瞩目,并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显现了相对优势;“中国模式”仍须在今后的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     

“和而不同”——和谐东亚的哲学之思

儒家“和而不同”的巨大理论容量,使它有可能与其他思想并行不悖,但其“忠君孝父”等思想却造成了儒家的不宽容.要使不同思想、利益之间真正实现“道并行而不相悖”,必须注重挖掘“和而不同”内在包含的“和而有度”,并在“度”的范围内,在尊重“不同”、平等交往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权利与责任统一的动态的底线.唯有如此,才能有所执,但又不执于一端.从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乃至东亚的和谐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