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完善我国公司立法中的董事忠实义务制度

本文阐述了董事忠实义务的根据、董事的法律地位、忠实义务的体现 ,董事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联系与区别 ,针对公司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评价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完善我国立法中董事忠实义务规定的建议。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过错责任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侵权责任通过精准界定抽象而模糊的过错概念、扩张或者细化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使侵权法中僵化模糊的规则能够适应不断发展并充满风险的当代社会。保护性法律需符合法律渊源的要求，并且该法律的目的应在于保护私人利益并提供侵权法的救济。此种特殊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相比一般过错责任具有特殊性，并且其各要件处于相互动态关联中。我国侵权责任法仅在第6条规定了有关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仍需通过此种特殊的过错责任，尤其需借助于以行政法所确立的行为标准为主的保护性法律法规来进一步界定抽象的过错。     

论董事违反信义义务赔偿责任范围的界定——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董事责任程度”为切入点

我国现行《公司法》仅规定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并没有对如何界定赔偿责任的范围作进一步的规定。实际上,在公司法视阈下,违反信义义务损害赔偿责任范围的界定是重要且复杂的,通常也是诉讼中的焦点问题。世界《营商环境报告》对中国"董事责任程度"的评价表明,我国董事责任程度在国际评价中处于较低位置,为了改善我国营商环境,应当完善董事信义义务制度以回应公司利益理论。具体而言,当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时,授权公司可以在公司章程中限制或免除董事损害赔偿责任;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时,在明确对公司积极利益的归入之外,还应明确消极利益的界定以及赔偿责任的限制与免除。     

保险人的合同后诚信义务

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应当遵守诚信原则和诚信义务,而且,诚信义务在保险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均可产生。本文探讨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后的若干诚信义务,主张强化保险人合同后诚信义务,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以利保险的目的和功能的实现。     

美国公司董事诚信义务研究

2006年6月9日,美国特拉华州高级法院就1997年发生的迪斯尼(Disney)公司股东诉迪斯尼董事违反信用义务一案作出终审判决:迪斯尼董事在雇佣与解雇前总裁奥维茨(Ovitz)时未违反信用义务。至此,这场迪斯尼股东与董事间的“世纪之争”案在历时10年后终于盖棺定论。〔1〕特拉华法院在判决认定迪斯尼董事们无需向股东承担个人赔偿责任的同时,将美国公司董事的诚信义务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美国公司董事诚信义务的源起(一)美国公司董事信用义务的理论根源与内容在美国,公司董事对公司及其股东负有信用义务(fiduciary duty)。关于董事信用义务的…     

论值班律师制度的价值与完善

刑事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加使得我国法律援助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尖锐,而这也是刑事辩护率一直不能得到有效提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值班律师制度的广泛建立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其以减损个案法律援助质量为代价,换取法律援助数量的增长.我国值班律师制度还不够成熟,存在以下问题:值班律师的诉讼身份没有得到明确,严重影响了其诉讼权利的行使;缺乏长效运行机制,值班质量难以保障.因而应当明确值班律师的辩护人身份;以聘请全职值班律师或者与律所签订长期值班合同为手段,建立长效的值班机制.就未来发展而言,需要警惕值班律师制度的滥用,防止损害被援助者的诉讼权益.在将来的制度设计中,应当明确值班律师制度和传统法律援助形式的适用案件范围,保证二者相辅相成.     

香港法律中医疗事故过失判定问题研究

医疗过失是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成立的一项关键要件。由于医疗事故案件的案情纷繁且涉及复杂的医学专业知识，如何判定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过失成为法院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本文围绕香港法律中医疗事故的过失判定问题。考察其医疗过失的标准、医疗过失的一般判定方法和特殊判定方法（即鲍勒姆判定方法）和与医疗过失证明相关的事实自证法则，以期为我国的司法实务和学理发展提供比较法意义上的参考。     

香港法律中医疗事故过失判定问题研究

医疗过失是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成立的一项关键要件。由于医疗事故案件的案情纷繁且涉及复杂的医学专业知识,如何判定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过失成为法院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本文围绕香港法律中医疗事故的过失判定问题,考察其医疗过失的标准、医疗过失的一般判定方法和特殊判定方法(即鲍勒姆判定方法)和与医疗过失证明相关的事实自证法则,以期为我国的司法实务和学理发展提供比较法意义上的参考。     

刑事证人义务与例外的价值权衡

证人义务的例外是指对知晓案件有关情况的近亲属①予以一定作证义务的免除而享有的容隐权利。在现代容隐权的发展中至少涉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大法律部门,本文试图从证人义务与例外的价值比较中,探讨确立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容隐权制度和原则。     

反倾销税税法规制中的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救济制度相对于权利主体而言属于二次权利,是法律规制的第二道防线,是构建完整权利群的应有内容。反倾销税税法关系中的主体多元化,利益纷繁复杂,在征收反倾销税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利益冲突。由于我国截至目前的实践较少,加之救济规则本身的模糊,反倾销税的权利救济制度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需要从税法的角度进行界定和完善。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反倾销税救济制度的理论成因,解析了这种特殊性质的税收争议,并对反倾销税征收行为性质进行了界定,从税法的角度正确理解反倾销税的救济制度,有助于反倾销税救济制度的规制和完善,保障和促进我国反倾销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论高管“问题薪酬”的董事问责

如遇高管薪酬,董事就可能基于互惠和群体思维等情景以及单纯接触效应和框定效应下的生物本能,无意识地"董董相护",高管"寻租"如愿以偿,自应对董事问责。理性回路下的注意路径不能对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护"对症下药,实际上放纵了高管"问题薪酬"。以诚信路径予以涵摄,则可以不枉不纵。是否构成"董董相护",需借助于高管薪酬的合理性进行推论。基于高管薪酬合理性边界的模糊性,拿捏高管薪酬的合理性,需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指针,借助高管薪酬的标准、水平和结构的合理性,厘定相应的参照系。     

The Assessment of Gain-Based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measures of gain-based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the Wrotham Park measure and the Blake measure. The former is assessed by reference to the objective value of the benefit received by the defendant and the latter by reference to the defendant's subjective gain. In assessing Wrotham Park damages the courts apply a fixed formula, determining the price that 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position of the claimant might have demanded from the defendant at the time of breach for relaxing its rights under the contract. The Blake measure is different; it requires the defendant to disgorge the actual net profit received from the breach. Unlike the Wrotham Park measure, it deals only with positive and not negative gains. It is also limited by the doctrine of causation so that only those gains that are 'directly occasioned' by the breach are recoverable.     

Remedies for Breach of Trust

The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AIB Group (UK) Plc v Mark Redler & Co confirms the approach taken by Lord Browne‐Wilkinson in Target Holdings Ltd v Redferns: where a trustee misapplies trust assets, a beneficiary is limited to a claim for equitable compensation for losses caused by the trustee's breach of duty. This seems to be a departure from traditional equitable doctrine, which held that the beneficiary could falsify the trustee's unauthorised disbursement and bring a claim for an ‘equitable debt’. This note considers the impact of the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and how the law regarding ‘equitable compensation’ might continue to develop.     

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负责的法理正当性——从法人组织体说的局限性及其超越之路径展开

董事为什么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是一项必须在法人本质论学说下进行学术探索的工作,而当下的法人组织体说无法为该论题提供正当性依据。在区分作为制度分析与建构支架的理论逻辑基础的法人本质与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法人本质这个前提下,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负责的命题不能从其他法人本质论的学说获取立论根据,只能算作法律的特殊规定。为了阐明该特殊规定的法理正当性,有必要超越法人组织体说的局限性,探求法人本质论层面之外的论证根据。从经济分析的方法来看,该特殊规定表现了帕累托改进效应,其说服力因之得以增强,可作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负责的法理正当性来源。     

从妨害风化到妨害性自主——简论台湾强制性交罪条文及其概念发展

法学的中国化既不同于法学的近代化,也不同于法学的本土化,它是西方法学和中国法学的双向互动融合过程,强调中国法学对西方法学的审视,对本国国史民情的客观评价,促使中国法学的内生发展,形成具有本国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法学中国化本身就是对经历了100多年的法学建设的反思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中国法学的真正品格.本组笔谈比较深入地梳理了中国近代以来基础法学和应用法学诸领域的中国化过程,并谨慎地认为,法学中国化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违约责任与风险负担

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是共同处理标的物毁损灭失案型的两项不同制度。在我国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实现了由过错责任向严格责任转化的情况下,风险负担制度的内涵与适用范围应作相应的调整。违约之际风险负担的处理涉及到这两项制度的协调与配合的复杂关系。在履行迟延期间标的物毁灭时,原则上应使违约方当事人承担风险。对质的不完全履行之际的风险负担问题,国际公约、各国或各地区立法不一,对我国现行法律进行体系解释可知,当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由出卖人承担风险,否则则由买受人承担风险,不过,买受人仍享有违约救济权。在违约之际的风险负担问题上,我国现行法律还存在若干漏洞,应予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