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人和律师的合法权益．促进律师服务业健康发展．依据《价格法》和《律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中国未来律师制度设想之一，未来律师制度的特点

律师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我国古代至清朝末年,才从西方引进了律师制度。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律师制度没有大的发展。真正得到重视和快速发展,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法制建设的加快,至20世纪80年代开始,才走上正常发展轨道的。20多年来,我国的律师制度发展速度还是惊人的。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我国的律师制度形成晚、起步慢、时     

中国律师制度现状及发展路径

律师制度是中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律师制度作为中国民主与法制整体建构的一项重要内容得以恢复重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律师职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和备受关注的一种新兴职业．律师队伍已经成为法律职业中一支不可或缺、富有朝气、充满活力的力量．在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尊重和保障人权、     

中国近代律师制度探析

律师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国家司法制度民主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探讨近代律师制度的发展过程 ,对完善我国现代律师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近代律师制度由萌芽到确立的发展过程的探讨 ,分析了其中的得与失。     

政治文明建设与律师制度发展探讨

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指的是人们的政治生活在当代社会的合理性。在今天,实行法治无疑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律师制度作为法制现代化的着力点之一,其发展有力地推进着政治文明的进步,而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必将促进律师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深入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开拓我们的眼界和工作思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律师制度发展脉络管窥

正如果我们总是把中国律师制度看作是当代市场经济化条件下的产物,那是片面的和错误的。律师行业应当是社会法治化条件下的宠儿,是社会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标杆。笔者为了提醒人们重新认识和审视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行业,也促使社会对中国律师制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以介绍性的方式,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角度对我国律师制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阐释,其目的是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对律师工作的了解和重视。     

民国律师制度与故事

中国的律师最早出现在清末的上海租界会市公堂,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后的产物。当时的内地还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律师,有的只是讼师。此后,在上海的一些法律家发起了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在各省设立分会,形成了中国律师界早期的团体组织,其领导人主要有金范澄,狄梁孙,陈则民,秦聊奎等人。民国政府北迁以后,公布了中国政府第一个正式的律师章程,使中国律师业开始走向正规化,制度化。但当时的律师事务刚刚兴起,不足之处颇多,对律师的资格限制十分不严格。民国时期的律师待遇较高,在庭审中地位突出,对司法审判有较强的影响。不过当时的律师制度刚传入…     

中国公职律师制度研究

公职律师是取得律师资格，供职于政府职能部门，以律师身份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公职律师制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应用，但运作模式各有不同。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由司法部组织实施，至本世纪初，公职律师制度初现雏形。由于这项制度正处于初始阶段，各级各地发展状况各不相同，理论界百家争鸣，实务界也是百花齐放。笔者认为，廓清中国公职律师制度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是推动公职律师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就中国公职律师制度设立和完善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中国与新加坡律师制度之比较

律师制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的律师制度中有许多较我国更为可取的做法.本文试从中国与新加坡两国律师的现状、律师资格的取得、对律师的管理、律师工作机构与管理机构、律师援助等方面的比较中获得某些启迪,以利我国在完善律师制度工作中借鉴,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论我国律师收费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兼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律师是一种凭借其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职业,而当事人接近并利用司法机关往往要支付一定的报酬来购买律师所提供的这种“智力成果”。然而,在社会实践中,我国律师与其当事人之间因律师收费问题产生了诸多纠纷。究其原因乃是我国律师收费制度本身存在着     

完善律师收费制度 推进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

完善律师收费制度,是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律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律师制度改革,推进律师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律师收费制度改革工作,把完善律师收费制度列入了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工作部署。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和中央政法委的具体指导下,经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司法部的共同努力,《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已经批准发布了。我就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贯彻执行《办法》,做好完善律师收费制度的工作讲三点意见。一、全面把握律师收费制度改革…     

浅议律师风险代理收费问题

2006年4月1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对律师风险代理收费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律师风险代理收费作为目前一种比较普遍的收费方式,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并不是很长,本文阐述了风险代理收费在我国的发展以及现状,简要分析了风险代理收费产生的原因、利弊及特点,最后对风险代理收费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     

中国律师的走向——《律师法》修改前瞻

一、律师——从无到有走向职业化律师制度在我们国家最早出现是在一百年前的清末,但当时纯粹是照搬国外的,生吞活剥地从国外抄来律师资格、注册、职责、处分等九条规定。一直到建国以前,我们国家的律师制度是存在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没有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起到一个根本作用。建国以后律师的作用越来越小,到了“文革”就完全没有了。文革以后,1979年司法部恢复重建司法行政,重新开始法律服务工作,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始得复兴。律师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基本具备了这么几个职业化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律师之所以说…     

2006年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

前言2006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律师业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指导方针和重大部署,进一步拓展了律师法律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包括法律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将发展法律服务业纳入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进一步提升了律师法律服务业的地位和作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推进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对律师制度的完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经过两年的律师队伍教育规范活动,律师队伍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广大…     

浅论我国企业法律职业制度的完善与重构

考察我国企业法律职业制度的现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为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二为公司律师制度,三为社会律师兼职企业法律顾问。实践中,实行三种形式或其中两种形式相结合的企业也不在少数。不言而喻,我国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逐步迈向科学、合理、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进程中,企业法律职业作为企业制度化结构诸要素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已日益成为企业防范和抵御法律风险的重要利器。从这个角度,我国现存的任何一种企业法律职业制度,无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适应性。考虑到现行企业法律职业制度与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难以割舍的纠结关系,短…     

中国律师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其实现

中国律师业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律师业应注重自己的行为规范 ,同时 ,国家对律师业的发展也应提供相应支持。应当通过提高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减轻律师业税费及统一法律服务市场等措施使律师业获得可持续发展。     

律师职业性质与律师制度建构

一由于中国律师的历史很短,无论是业内业外,对于律师职业性质的认识都是很有限的,有许多不一致的观点①。很多人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文学描述,诸如权利的卫士、法制的捍卫者、社会的平衡器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胡乔木的诗“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诚然     

律师收费价格管理模式探究

一、前言2006年4月1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2006年7月14日,全国律协第六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布了作为《管理办法》配套文件的《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争议调解规则(送审稿)》(以下简称《调解规则》)。     

The Canadian Legal Profession

This article seeks to weave together the limited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the legal professions of the Canadian provinces. Following the same general format as the other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is series, it also offers several critical observations of special interest to rea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se experience the Canadian bar so closely tracks. The phenomenon of stratification—familiar to American observers—is clearly visible in the Canadian legal profession. Combined with other centrifugal forces, it threatens the unity of a profession which, until recently, has managed to preserve a high degree of cohesion in training, ideology,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On the other hand, in certain respects,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seems to differ from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in the strength and peculiar structure of publicly funded legal aid schemes, in the profession's continuing formal autonomy and relative immunity from public regulation, and in its long-lasting attachment to apprenticeship as a necessary stage in professional formation. These and other convergences and diverg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raise questions of general significance: To what extent do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verify the assumption implicit in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principally Abel, Freidson, and Larson) that there is an empirical referent for something called legal professionalism? And to what extent do the differences suggest that containing societies contribut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o their legal professions, whose qualities are therefore highly conting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