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础。本文主要运用历史分析法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合法性路径选择进行了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并对其利弊进行了阐释。同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面临新的问题，执政党还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制度创新，来不断提升执政的合法性。     

关于“民间反扒组织”合法性的探讨

扒窃活动具有犯罪与一般违法的双重性质,因而反扒活动亦相应具有侦查性质与治安查处性质;公安机关是反扒活动唯一法定主体;民间组织反扒活动不具有合法性,群众组织只能在公安机关组织指挥下协助反扒;现行"民间反扒组织"必须更名和调整活动范围.     

论社会团体的内部合法性

社会团体的良好运作,须得到合法性的支持。社会团体内部合法性的提出。拓展了合法性研究的范围,推动合法性理论向纵深发展,为解释社会团体的运行机制,分析组织成员在社会团体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对增加社会团体的自治性,提高自律,加强成员之间的互信具有较高的实战价值。同时,有必要从社会团体自身和外部监督两方面完善社会团体的内部合法性。使社会团体做到可持续发展。     

志愿组织发展中的政府责任:合法性视角的分析

文章首先从组织合法性的角度出发,从理论上阐述了志愿组织面临的内外部合法性困境;其次,以上海某社区的"慈善超市"为例,论文分析了该组织的现状及有利于该组织运转的合法性要素;最后,针对"慈善超市"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担负的责任,同时指出政府的这种责任担当有利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西方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及消解对策

由于国家主义、绩效困境以及多元主义等缘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合法性呈现出政策参与、政策有效性和政策认同三重危机。面对诸种危机,西方国家开出了"治理—善治"、"第三条道路"、竞争性政策机制以及政治社会化和整体主义等药方来医治其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     

从制度视域看执政党的合法性

执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要想得到民众的继续支持和认可,从而使自己保持足够的合法性,就必须想方设法建立、维护和不断完善一套合理的制度。对于执政党来说,合理的制度设定起码应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民主制度的建立问题;制度的体系建设问题;制度的执行力问题;执政党要在制度范围内活动的问题。     

试论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的扩展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对社会力量不断进行整合的过程。从历史-现实的维度与合法性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增强的过程。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力量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合法性的角度看,如何整合新的社会力量,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政治思路,基本解决了这个新问题,因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形式合法性法治观及其中国语境

学界对形式合法性法治观的研究,把握住了核心要点,但只是规定性的描述,而不是论证性的解释。借助温里布与帕森特从内在可理解性视角展开的法律理解争论,以“形式-质料会社会建构观”为分析框架对法律形式化问题进行研究,内在方面能够对形式主义作为法律的理性是什么予以描述,外在方面可以对形式法治作为法律之治的道理何在加以揭示。由此阐明,法治是法律自身固有的优点;形式法治提供给法律以效率的德性,在所达致的目标面前是中立的。恶法亦法问题并不与形式法治观有关联。     

政党的合法性问题探讨

追求合法性是现代政党的重要政治目标,也是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基础。文章从理论上探讨执政党合法性的内涵及其来源,并联系中国实际,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善于运用和扩充执政合法性资源,以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解放思想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合法性分析

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推进理论和实际工作的创新和发展。夯实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和扩大合法性资源,同样离不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突破传统观念的羁绊,实现价值观念的解放;从尊重政党制度的规律着手,实现了在制度规律认识方面的解放;从科学理解执政党和参政党地位和作用着眼,实现了在政党关系认识上的解放,多党合作的合法性基础得到极大的巩固。     

规范论视野中的刑罚合法性——读帕夫利克教授的报应主义

在Pawlik教授看来,刑法中真正的不法是指公民违反了对社会共同体的忠诚义务,刑罚正是通过确证享有自由与履行忠诚义务之间关联性,将法作为法进行恢复,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报应.这对国内刑法学的最大的启发,不是要在犯罪论上以“公民的不法”来缩减不法与罪责的区分,而是要在刑罚论上强调报应主义的取向,因为预防犯罪是刑罚执行或刑罚实现后的效果,并且不确定、不可证,它不是施加刑罚时所能决定的,也就不能作为刑罚的合法性根据.     

器官来源的合法性探讨

供体器官的严重不足是制约器官移植进展的瓶颈,因此寻求更多地器官来源成为当今医学家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然而,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医学家们寻求的器官来源能否用于临床,还得首先由国家承认其合法性。鉴于此,本文就分别就对活体器官、尸体器官、死刑犯器官、胎儿器官、异种器官以及人造器官来源的合法性进行讨论。     

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塑造和维系考察——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学界对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一直以西方分析范式为拥趸,忽略了对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合法性理论资源的挖掘和提炼。在观念塑造和制度维系的视角下,文章分析了中国古代君权延续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合法性特征和在特定历史时期维护权力存续合法性的路径,以弥补政治合法性研究中对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理论资源挖掘的缺失,同时为现代政治合法性塑造贡献来自中国古典政治的智慧。     

农村经济建设中党的领导方式与合法性资源的建构

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关乎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在农村经济建设事务中,党的领导方式如何,不仅影响着农村经济建设的效果,而且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的威望、领导合法性。通过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规律、农民组织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变化过程中,党对农村经济建设的认识和对农村组织的领导方式的变化。新时期,许多地区实现了党在农村基层建设中经济职能的剥离或者分开,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资源和主体发展程度的不同,实行一刀切的职能转变可能引起党在农村领导合法性资源的流失,应当积极地培育合法性资源。当前,如何把握在农村中的领导规律和在基层的执政规律,建设好农村经济,对巩固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至为关键。     

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权威合法性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宪政健全与发展不足,国家的符号解释能力和可信度受到一定程度置疑,经济绩效的＂政绩困局＂和政治腐败现象损害合法性基础。解决路径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即建立起国家权力的相对自主性机制、国家行动能力的适度有效性机制和国家权威的制度化合法性机制。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有效性视阈下绩效合法性的内在困境及制度化应对

有效性作为各国执政党汲取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内在的困境：经济发展自身导致合法性资源的流失,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利益分化不断瓦解着绩效合法性的基础,现代化进程中严重的腐败影响了人们对执政党政绩合法性的认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带来的社会公平失衡导致执政权威的下降。超越这一困境,需要将合法性基础建构在制度之上;提高现有政治参与体制对＂输入性＂和＂自主性＂功能的敏感程度;执政党在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需要强化对程序正义的重视;党在制定政策时应体现和贯彻正义的差别原则。     

合法性与安全性——中国政党制度的两个支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的合法性基础。不断加强多党合作制度的合法性，维护我国政党制度的安全性，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政策合法性及其危机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是政治系统输出的合法性,也是一个政权或政府赢得长久稳定与执政的基础,其合法性是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统一。宪政制度和政策的绩效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础与源泉,丧失了基础就意味着合法性受到了侵蚀,引发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公共政策危机往往存在着主体、内容、过程三重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