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义与排他主义的相悖与相容

在宗教问题上,多元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多元主义强调不同宗教间的交流对话,促进彼此理解与沟通,这种立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多元主义作为一信念体系无法为反多元主义做出肯定的、积极的评价,这是多元主义的悖论。近年来排他主义对多元主义的攻击,侧面反映了这一悖论。分析多元主义和排他主义,揭示宗教对话的困境,引入理解的扩展性和收敛性这一对概念,以期更深刻地认识多元主义和排他主义。最后,从基督教拯救概念出发,揭示多元主义与排他主义的相容性。     

论多元文化主义的缘起

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价值立场，一种意识形态。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国家的起源有着复杂的民族构成因素，也是自由主义危机的表征之一。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加拿大的“加拿大化运动”、澳大利亚的经济振兴需要是三个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具体原因。     

多元文化主义:美国的特洛伊木马?——阿尔文·施密德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

阿尔文.施密德把多元文化主义视作现代的特洛伊木马,认为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首先,特洛伊人对城外巨大的木马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美国人则对多元文化主义现象抱有极大的热情;其次,特洛伊人曾被警告不要把木马搬进城,但他们不顾警告还是把木马拖进了城,同样,美国人也曾经得到告诫不要把多元文化主义引入美国社会,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在意这些告诫;第三,和古代的特洛伊木马一样,这个现代的木马一旦深入到国家内部,藏匿在木马里的“将士”就会打开城门,让他们那些守在门外的同伴进入这个国家的院校、商业、政府与教堂等领地。为此,施密德从理论内涵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意大利学生政治行动主义

战后,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欧洲复兴方案(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及其强大的政治动力,使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变化。这种变化要比文艺复兴之后三个世纪中的变化更为深刻(一些人将战后的这一时期称作“第二次复兴”)。马歇尔计划不但影响了意大利的经济,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迅速现代化的激烈过程深刻影响了“高层次的”、以及大众文化的旧框框,除了正规机构以外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些机构则不断地对变革表现出强烈的对抗。     

芬兰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之经验

芬兰从最开始的被瑞典殖民,到后期芬兰民族意识的觉醒,再到现在芬兰语族群和瑞典语族群和谐发展,芬兰在斗争和妥协中找出了一条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本文通过对芬兰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的分析,希望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

如今,西方国家出现了选民政治分歧加大、右翼与极右翼政治力量崛起、政党体制稳定性下降的现象。这种西方政治的新现实,主要驱动力量是国内人口结构多样化的提高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人口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可能导致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分歧的加深和潜在政治冲突的增加。实际上,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这里的悖论在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秉承的自由原则与平等观念导致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但如果部分少数族群宗教群体和部分移民群体不能对西方国家形成政治认同,不能对现有宪法体制与政治秩序提供政治支持,就可能反过来削弱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为了有效应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等内外政策上很可能会转向更加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     

解构主义多元政治论研究

本文在对解构主义这一当代主要思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揭示了该思潮的政治意义，尤其阐述了解构主义思想家们提出的多元政治理论，并对解构主义的政治理论作了简要的评述     

全能主义政治下的群众运动

20世纪中国社会面临的全面危机是全能主义政治产生的根源。全能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国家—社会关系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中的截然不同,其中的群众概念与公民概念也当然的有所差别。全能主义政治下的群众运动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弊端也众所周知,在后全能主义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索。     

韩非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述论

韩非与商鞅都是法家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但二者政治思想之间的差异往往被已往研究者所忽略。商鞅关注的是如何建构一元化社会控制体制,实现所谓"抟力",韩非则侧重于国家内部权力配置,及君主如何运用权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商鞅与韩非都是非道德主义者,但韩非是更彻底的非道德主义者。人性好利与"与时俱进"的历史现实主义是韩非彻底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韩非认为,凭借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垄断一切资源这一得天独厚的制度设计优势,完全可以建立起能够确保以君主利益为目的的制度环境,而"法治"与"术治"的正确运用正是君主建立和维系这一制度环境的基本工具。韩非彻底的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本质,但其强烈的反人道性却使其失去了进一步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机缘。     

共和主义视界中的政治参与图景

政治参与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公共选项,也是区隔三个主义的标志牌。政治参与,是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必需品,在自由主义那里却成为最弱意的选择。共和主义政治参与立足于无支配自由和强自治自由之上,以塑造公民德性和共同善为旨归,诉诸商议民主,建构了积极政治参与观,并以此来矫正和弥补自由民主代议式政治参与之不足,为当代民主理想与谋划而奔走呼喊。     

学生政治行动主义的内在动因

学生行动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多侧面的现象,很难解释更难预测。因此关于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一个成系统的理论阐述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了解学生的政治生活是很重要的。由于一些政权受到学生抗议活动的威胁甚至被推翻,因此政治领袖们要做到的不仅仅是听取关于学生抗议活动的报告,而且应该了解其原始动因是什么。同时,学术团体也须要了解学生行动     

墨菲的竞争性多元主义民主观及其现实性探讨

民主历来就是人们所一直追求的理想境界,纵观古今中外,人们对民主的探索和努力从未间断过,墨菲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在进行积极地探索研究,她通过对现代民主理论进行详细分析后选择性地吸收了罗尔斯和施米特的思想,从而提出了一种新的保障人民权利的民主观:竞争性多元主义民主观,但这样的民主模式是否可行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探讨。     

美国的人口移民潮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

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大的移民高潮,移民的到来改变了美国原有的民族结构,造成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国家民族文化政策经历了由盎格鲁一致论、熔炉论、文化多元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发展的嬗变过程。     

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争论、内在逻辑及其局限

本文以当代西方有关族群权利与国家建构争论为中心,分析了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的局限。认为当代西方的这种政治思潮是建立在"分"的文化基础上的。尽管在实现民族合而共存上,这一思潮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但依然以形式或制度上的共存为主。本文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存不仅需要制度上的建设,还需要发展一种内在的相互信任关系,这是民族共存的根本。     

多元文化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两点比较

"多元文化主义"既是一种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公共政策,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都和民族问题有关,属于民族理论的范畴。多元文化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些主张相近或相同,但本质上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在文化多样性问题上,多元文化主义提倡相对主义,马克思主义则讲发展、讲进化;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多元"和"差别",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多元"和"一体"的统一论者。在民族政策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行有着很大的被动性,出现的时间要晚,内容上较简单,社会的认同度也不高。     

破碎与重构:多元文化主义塑造加拿大国家认同

由于特殊的产生历史、异质的民族成份和复杂的国家形成背景,加拿大国家认同呈现出复杂性和典型性。加拿大国家认同问题在成为“自治领”后呈现出来,而“新法兰西化”“盎格鲁遵从”与“二元民族熔炉”均对国家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经历“加拿大第一运动”催生国家认同意识后,1971年以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来统摄各族群的国家认同,使国家政权主导下的国家意识建构逐渐清晰。然而,魁北克问题掣肘国家统一、影响国家认同形塑。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国内族群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加拿大构建“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是其发展趋势。     

超越与反思: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观述评

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思想是对"同化论"和"教育中立原则"的一种超越与反思,它们认为国家政府有必要在教育领域中对于少数弱势文化群体的保护做出相应规定。并且,也设计了多元文化主义教育观的具体内容和实践方式。但是,这种教育观也存在着内在的悖论,"逆向歧视"如何解决以及是否是保护少数弱势文化群体的恰当的、长期的政策都是存在很大争议的论题。     

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乡居民的合理流动将进一步加快,作为常规化社会流动基本机制组成要素之一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相应成为学界关注焦点。针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迫切性,应改变传统的家庭单一主体的支持模式,以福利多元主义为指导,并从支持主体、支持内容、支持方式等三个维度设计、构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     

在平等与差异之间——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论争

自由主义对于普遍的平等权利的主张引发了一种平等政治,而平等政治的发展却又衍生出一种差异的政治.主张平等与承认差异的对立成为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争论的焦点,它涉及了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一些重大论题.试图调和平等与差异的各种版本的自由多元主义表明,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作为规则的自由对于作为价值的自由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