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新中国迈出了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将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以此为奋斗目标推进全面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日益明确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现代化建设、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发出迈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强音。其中,党的领导是引领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政治保证,人民立场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政治原则,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物质资源和制度保障,而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必要支撑。这一系列奋斗历程,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执政宗旨以及治国理政的理念与战略,为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丰富经验。     

云南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研究

共同富裕是古今人类社会追求的美好梦想,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共同愿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我国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主题。云南肩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的艰巨任务,势必要奋力闯出“超常规”发展新路。当前,数字技术引发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一场深刻的数字化变革,数字经济成为我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未来发展新方向。云南以数字经济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促进共同富裕有着深刻的理论、现实和伦理逻辑。云南应顺应数字化发展大势,坚持系统观念,加强规划引领,聚焦公共服务,健全体制机制,完善政策体系,优化要素配置,推进区域一体化,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云南要加快建设数字设施、数字政府和构建数字社会,有效激发“数聚创新”活力、提升“数字治理”水平和营造“数字文明”环境,在人人共谋“数字化发展”与人人共享“数字化红利”的数字云南建设中,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与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     

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开启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扶贫战略也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导致的相对贫困,扶贫事业进入以解决相对贫困为目标的阶段。新的贫困治理阶段需要及时调整贫困治理的方向以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因此,应在治理模式上由超常规的集中治理转向常规性治理,治理动力由外部推动为主转向以内生发展为主,治理目标由解决生存问题转向解决发展型问题,治理思路由事后扶贫为主转向扶贫与防贫并举。同时,要从建立贫困识别检测机制、完善长效稳定增收机制、培育主体发展动力机制、构建城乡统筹扶贫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兜底机制等五个方面构建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水环境危机与治理赋权 ——以浙江省五水共治为例

水环境危机虽然早已是国际上比较热议的话题,但是我国特殊的发展阶段以及特有增长模式,使得水环境治理一直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环境治理作为极具公共性质的民生工程,必须在理顺宏观机制的同时,需要更加清晰的探明其微观运行机制。而赋权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共治理模式是理顺宏微观机制的有效方式。因此,在水环境治理过程中要积极开展治理赋权,从微观机制上理顺治水过程中存在的利益、偏好以及持续的多元因素,是水环境治理持续有效推进的关键。     

面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本质内涵、转向架构及路径选择

相对贫困治理是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果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亟须研究的时代命题。治理相对贫困必须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序目标,需要嵌入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布局,逐步扩展和丰富相对贫困治理内涵。设置和构建与共同富裕目标衔接贯通的方法体系,尝试从治理理念、治理空间、治理行为、治理标准等核心内容进行转向建构,提升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包容协同性。聚焦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重点,文章着眼从方法论、宏观、中观、微观分层研究结构,将前提、起点、过程、结果的归正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志智双扶机制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的细化设计中,更为清晰和系统地展现相对贫困治理进路。     

数字乡村嵌入共同富裕的出场语境及其行动框架

共同富裕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工具,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转型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也有力推动着共同富裕进程。从数字乡村嵌入共同富裕的出场语境讲,“继承与发展”的历史演进、“共建共融共享”的理论逻辑与“三生共融”的现实理路,共同构建了数字乡村嵌入共同富裕的三维通道。从其行动框架看,“富裕”与“共同”的价值共识要求其内容既包括发展智慧农业释放产业活力、提高村民数字技能构建数字乡村共同体、培育乡村数字平台的数字乡村赋能共富增量,也包括聚焦普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再造数字服务供给、完善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的数字乡村赋权共富成色。从赋能与赋权的两维讨论数字乡村嵌入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与协同行动,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共同富裕。     

技术悬浮与回归治理：数字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策略

数字技术被寄望于能够解决乡村治理中更深层次的、更难化解的问题。然而,从数字技术的现实价值实现来看,数字技术悬浮于农民增收、治理效能提升、实现共享发展的需求和目标之上,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作用发挥受限。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数字治理的实践要求与农民的数字素养存在偏差,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间存在张力,与传统乡村治理逻辑出现脱嵌等。数字乡村治理要摆脱技术至上的导向,回归治理本身,就要以数字素养提升带动治理能力提升,依托平台建设优化乡村治理结构,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乡村治理决策科学化,以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夯实治理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路探析

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高效路径。数字经济客观上既能“做大蛋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又能“分好蛋糕”,实现共同富裕的普惠共享,但收入分配机制不健全、数字平台面临垄断风险、数字鸿沟拉大发展差距、结构性就业矛盾凸显等问题对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造成了阻碍。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经济要想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坚持推动产业升级、实现持续发展,破除平台垄断、完善数字治理,弥合数字鸿沟、促进服务普惠,健全收入分配、加强就业保障。     

基于公共价值的城市数字治理：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在治理主体定位、体制机制设计及治理效能上都有明显不同于传统治理的特征,实践中也面临着政府治理体制数字化转型难、民生服务数字化升级难和治理成效数字化评估难等困境。以公共价值理论为切入点,寻求数字治理本质与公共价值创造的内涵契合,立足数字政府、数字社会以及数字公民三个维度构建数字治理的公共价值生产—整合—表达的逻辑框架,通过提升政府政务服务数字化效能、丰富数字化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以及开展数字化治理人文反思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路径,能够丰富数字时代的治理理论内涵,进而推动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的实践探索。     

共识驱动、主体吸纳与开放赋权：合作治理中多元主体关系的再思考

发轫于西方的合作治理概念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践中多元主体地位不平等的现状也引发了学界对其本土适用性的质疑。已有研究通常将该问题笼统地归因于中外国家社会关系和治理情境差异,却对合作治理理论本身缺乏反思。为控制情境差异,研究直接以苏格兰的合作治理实践为案例,发现即使在社会组织发达的西方,社会主体依然是在政府主导的合作治理体系中有限地享有平等地位和决策权。通过共识驱动、主体吸纳和开放赋权,苏格兰政府实现了对多元主体治理力量的整合。这样的机制设计建立在内生动机、成熟能力和包容环境等促成要素基础上,反过来又进一步作用于促成要素。由此展开理论反思,合作治理强调的主体间地位平等并不能超越权责对等的基本合作法则,多元主体只能获得与其治理能力匹配的地位和决策权。作为聚合最多数民众意志表达和权力让渡的主体,政府现阶段不可能也不应该从实质上退出社会治理体系的中心。相较继续执着于概念争鸣,理论界和实践界应将关注重心转移到真实折射多元主体关系的机制设计和促成要素上,二者的建构培育及互动关系才是关乎合作治理成败的关键。     

数字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与治理路径

发展数字协商民主是推进中国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的必然趋向,建设数字中国也客观要求以数字化赋能协商民主。“云平台”构建多元主体互动新协商格局,“云计算”塑造规范化程序化新协商秩序,“云履职”提升参政议政新协商实效,都彰显了我国数字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实践。但数字时代的严峻复杂形势也带来了治理挑战：技术精英占据天然优势地位,背离数字协商民主理想;算法“黑箱”阻碍多元共识,加剧公众协商过程非理性化;数据泄露导致陷入数字治理困境,阻碍共商共建共享;数字平台无限扩张进而霸占数字社会的话语主导权。基于此,中国语境下发展数字协商民主从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激发民主活力的数字技术保障,构建多元主体的协同性平台治理,健全数字协商民主基本制度体系。     

城市数字治理的期望与担忧

什么样的城市数字治理是学者们期望的良政善治?城市数字治理有没有带来预期之外的担忧?通过专家焦点小组讨论和文献回顾,对城市数字治理的期望与担忧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学者们期望,城市数字治理是一首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交响曲,而非政府的独奏曲;厚此不能薄彼,既为优势群体锦上添花,更为边缘群体雪中送炭;能量体裁衣,从用户的实际感受和体验出发;能既有智能,又有人工,更加尊重人的智慧与自主性;能化零为整,修炼整体性的“内功”,增强协同性的“外力”;能细水长流,量力而行;能张弛有度,提高敏捷性和适应性;能开诚布公,落实公开透明与知情同意。同时,学者们也担心,城市数字治理成为“虚中楼阁”,脱离实际需求,忽视实际成效;让人“裸奔”,数据采集过度,数据泄露频发;让人失去自主选择的权利;无所不用其“技”,弱化人的作用,扭曲人的行为;“墨守成规”,强化落后模式,固化既有格局。这些“期望”和“担忧”反映了学界对如何平衡好技术、制度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数字治理实际成效的关注,希望这些“期望”和“担忧”有助于确立未来城市数字治理研究与实践的价值坐标与未来方向,以提升公共价值,促进城市善治。     

和平权的司法保障与违宪审查模式的选择

和平权作为第三代人权中的一项普遍性权利,得到了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的确认,和平权的属性、内容及与其他消极人权的竞合性决定了其具有可诉性。和平权从一项抽象的应然权利最终转化为现实权利,必然要通过法定化、宪法化的方式,违宪审查制度是保障和平权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从违宪审查的四种模式即立法机关审查模式、专门机关审查模式、司法机关审查模式及宪法法院审查模式来看,宪法法院模式更具有借鉴价值。在我国,由于司法独立性较差,司法权威不足及人权保障观念淡薄等缺陷存在,因此,建立宪法法院模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对于我国民主、宪政、法治、人权事业发展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民初女界参政平权问题的再考察

民国初年发生的女界为争取平等参政权的抗争,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解决妇女解放的问题。其症结就在于旧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先天不足、革命党内民主意识参差不齐以及保守力量顽固抵制。而女界争取平等参政权的抗争不仅展现出民初妇女民主意识的觉醒,也从妇女解放这一特定层面推动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继续深入。     

新时代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构分析

从数字治理的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处于数字治理2.0这一新时代。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构建进程得到有效推进,这一治理平台具有多种特征及多项功能。数字政府治理的一些主体在建构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如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实用性、规范性、时效性和亲和性均须进一步强化,这些问题的成因可归入五个层面。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发展趋向是:实现体系化建构、服务内容更加系统全面且呈现一站式全流程业务服务,采取一些举措能够助推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进一步建构。     

精神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精神维度

一提起共同富裕,人们的理解往往只限于物质生活。实现物质共同富裕固然是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内涵,但实现精神共同富裕同样也是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辩证看待数字平台发展与治理的关系

优化数字平台治理,前提是认清围绕平台权力所形成的核心矛盾关系,其表现在于：数字平台在信息传播、商业服务、用户数据等方面的巨大权力引发的国家之间的博弈,国家与平台资本针对数字平台权力的博弈,各类资本之间针对数字平台权力的博弈,平台面临资本所有权与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属性之间的矛盾等。基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所形成的新权力结构,数字平台治理应坚持可持续治理、主动治理、弹性治理等原则。     

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逻辑与创新路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挑战,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可以理解为是乡村脆弱性的对立面、乡村发展的动态过程、不同系统韧性的组合以及乡村多种稳定性状态。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体现了秩序与发展的权力逻辑、利润与效率的资本逻辑、沟通与网络的技术逻辑、宜居与幸福的利益逻辑。针对现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脆弱性时刻影响着乡村的整体可持续发展问题,应创新整体性治理路径、适应性治理路径、包容性治理路径、风险性治理路径、内生性治理路径,从而更好地提升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绩效。     

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治理分析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世界在进行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人们似乎比以往拥有更多的自由平等权力。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体仍然是作为一种免费的数字劳动力进行数据的生产消费,而广大的数字资源及信息技术掌握在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劳资对立和劳动异化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为了争取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消减数据鸿沟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借助马克思的《资本论》,透过数字劳动的表象去揭示其深层次的运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