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双重逻辑与中国抉择

中美国际制度竞争是双方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制度竞争的进程与结果不仅影响着国际规则的生成,还形塑未来的国际秩序。中美国际制度竞争不是中美争霸,审视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为逻辑,即“权力—利益”逻辑和“责任—权利”逻辑。前者隐含了冲突对抗的风险因子,后者则为合作共赢奠定了基础。中美双方秉持不同逻辑开展的国际制度竞争可能催生出四种不同情境。其中,“丛林情境”下国家间冲突的风险性最高;“乐园情境”风险性最低,“顽固情境”和“鲁莽情境”的风险性居中。反观现实,当前中美处于国际制度竞争的“顽固情境”中。中国应避免该情境滑向“丛林情境”,并尝试推动其向“乐园情境”转移,具体可以从权责分配、价值倾向以及制度合法性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国家声誉与国际制度

本文试图从声誉的角度来探讨冷战后各国参与国际制度的问题。文章首先详细阐述了声誉因素的概念,并重新界定了国际制度的定义,然后指出国际制度与声誉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随后运用上述理论系统地解释冷战后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行为动力。本文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体系处于变迁之中,体系中的国家之间展开了位势竞争。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构良好的声誉,是国家进行位势竞争的有效途径。     

中国的软权力——以国际制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

本文首先从关系性权力角度界定软权力的含义,认为软权力是区别因果性权力的一种关系性权力.文章认为,对国际制度的投资(制度设计、议程设置、政治动员、承诺)可以为国家带来重要的社会资本.文章进一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制度建设、议程设置、制度内的政治动员以及对制度的可靠承诺等角度,概述了中国软权力的国际制度层面意义.文章最后还从对制度的战略认识、社会性有组织力量的培育以及关于制度知识的增长等方面思考了中国软权力积累中存在的问题.     

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趋向——基于国际制度合法性视角的解释

近年来,竞争性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现象和国家在国际制度框架中的优势竞争行为呈现兴起之势.从国际制度合法性流变的视角来看,竞争性多边主义是特定领域国际制度"去合法化"及相关行为体对制度"再合法化"分歧而导致制度参与行为分化的结果,是制度改革失效后制度体系演进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层次,国际经贸和金融领域的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均与各自领域制度体系的合法化困境有关.在地区层次,亚太地区小多边机制的涌现也是地区制度合法性长期缺失的结果.将对特定领域和地区制度合法性的探讨延伸到关于国际制度体系合法性的观察可知,制度体系合法性下降是秩序转型的主要诱因.竞争性多边主义不断解构着现行国际制度体系,因而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动力.当前美国主导下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美国制度霸权与制度合法性的动态演进规律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而面临"再合法化"难题,未来秩序转型的结果将取决于新兴国家的广泛崛起之势能否保持以及秩序主导国美国的霸权护持态度是否出现转变.     

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     

国际制度中的霸权

霸权、国际制度是今天我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焦点.国际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长期规范性的惯例通过具体原因固定下来的制度;二是关于国际社会中资源、金融、安全等核心领域的利益分配的制度.而霸权则主要存在于后者之中,表现为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强大到能按其意志创建、维持和修订准则,也可能表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强大国家按其均衡利益制订、维护和修改准则,即"集体霸权".霸权与国际制度如此紧密的联系究竟源于何处?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三方面相结合的角度对之进行了集中剖析.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世界格局、国际制度与全球秩序

后金融危机的世界,一超多强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在这一基本架构之中,一超实力有所减弱,形成了美国、欧盟和新兴大国三种重要力量的三元结构。由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跨国威胁成为重大挑战,全球治理需求急剧增加,而现有国际制度却表现出明显的供应不足,于是,充实和改革国际制度以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三种力量合作的关键领域。三方具有合作的基础,但各方对利益轻重缓急的界定又不尽相同。未来全球秩序取决于这三种力量的合作,合作的关键在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良性互动。     

国际货币权力与地缘政治冲突

垄断资本走向全球化阶段后便逐步孕育了国际货币权力,国际货币权力是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历史产物。进入新世纪以来,欧元崛起和人民币国际化使美元全球性货币权力难以为 继,争夺国际货币权力成为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的主要原因。美元、欧元和人民币这三大货币权力 板块之间的两条夹缝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重灾区,国际货币权力的走向成为未来地缘政治冲突乃 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转型的“风向标”。     

制度选择与国际竞争力

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基于一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制度———政治和经济的体制———的建构最终影响和制约着一国竞争力的演变及其在历史上的命运。文章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论证制度变迁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同时认为在判断一国制度是否合理时 ,并没有一套统一的标准可供选择 ,制度生存的背景和环境也最终决定了制度的命运     

国际联合反恐中的制度因素探析

健全的国际制度对推动国际反恐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影响, 其不仅能有效地促 进各国之间的合作, 实施对恐怖主义的严厉打击, 而且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民主稳定的国际环 境提供制度性保障。然而, 目前国际制度面临内在结构性缺陷以及外在重重约束, 致使国际社会不 能在制度的有效安排下进行较好合作, 从而影响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和效率。而这反过来又加 剧了国际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带来一系列相关问题。在未来国际反恐制度的建设中, 应 当在注重现有国际制度自身改革的同时对来自外部的制约和挑战进行积极化解, 从而使国际联合 反恐在制度安排的框架内更加顺利地开展     

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学习与国际权势变迁*

制度学习是制度构建的重要方式,在国际政治领域,制度学习伴随西方力量的全球扩展几乎成为非西方国家摆脱落后的必由之路,其中部分国家通过制度学习实现了力量跃升,对国际权势变迁产生深刻影响。制度学习并不是国际权势变迁的充分条件,而且二者的关系也不是单向的。以制度学习作为变量介入考察国际权势变迁难以建立二者之间直接相关的关系,制度学习国家通过制度学习并不必然将国家力量增强到足以影响国际权势变迁的程度,而且从制度学习到制度催生出影响国际权势的力量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国际援助制度与发展治理

国际援助制度包括国际援助组织、国际援助的原则、规范、规则和惯例等方面。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全球相互依赖的加强,国际援助制度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冷战结束后,国际援助制度进一步发展,并在全球减贫和发展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国际援助的制度化仍处于较低水平。     

国际制度变迁与制度话语权格局的演变——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局势总体稳定、区域性冲突频发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在致力于提升自身物质性权力水平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非物质性权力,特别是制度性权力的获取和提升。通过借鉴话语制度主义理论,以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制度变迁为例进行分析,可以为国际制度话语权格局演变的动因及趋势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逻辑。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制度演进遵循着系统性的话语逻辑,在制度创设、制度运行和制度竞争的不同阶段,国家行为体凭借对话语资源的掌控与调试,将自身参与特定领域制度互动的意图通过相应话语策略的实施导入制度框架中,使之成为维护制度运作的原则遵循。通过上述机制的实践,不同行为体得以在参与制度互动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障利益、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对制度话语权理论的再探索有助于弥补现有理论认知的不足,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深刻洞悉国际话语权理论进展,准确把握国际话语权,特别是制度话语权的演进规律,可为中国探索构建全面系统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以营造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提供有益启示。     

国际太空治理探析：历史演变、影响因素与中国的参与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太空探索能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在利益驱动下,投入到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活动,导致太空公共问题凸显。本文系统梳理了国际太空治理的历史演变,分析了国际太空治理的现实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三大影响因素,考察了国际太空治理面临的众多挑战,解释了中国参与国际太空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本研究认为,现实层面的太空权力结构影响着国际太空治理格局的基本面貌,国际制度规范着太空治理的主要内容,太空治理主要议题引发的观念互动影响着太空治理的发展方向。中国参与全球太空治理也应立足于这三个方面：在现实层面,应坚持合作共享,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制度层面,应积极倡导和实践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太空治理制度改革;在观念层面,应坚持促进航天活动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以人类太空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太空治理。     

制度互动研究:国际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随着国际制度密度的不断上升,制度互动成为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目前,已经有学者对制度互动问题开展了一些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制度互动的成因、制度互动的过程与分类、制度互动对制度有效性的影响等三个方面.也有学者试图构建分析制度互动的综合性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奥兰·扬、奥莱沃·斯托克、塞巴斯蒂·奥波斯赫与汤姆斯·格林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

大国竞争和大国实力的变化是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它们影响着族群冲突。大国实力下降造成国内统治力减弱,届时国内各族群为争取权力而进行族群动员,引发族群冲突;同时大国实力下降会收缩其在国际控制范围,进而出现权力真空,由此引发族群对于权力的竞争和冲突。大国间竞争也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竞争会引起族群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引发或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和冲突;大国在政治上的竞争,尤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争夺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为族群竞争提供思想支持。数据显示,1946-2015年间的族群冲突与苏联和美国的实力变化存在一定的趋势匹配。当美苏之间实力变化不大、竞争缓和时,族群冲突也相对减少;当两国之间实力起伏较大、竞争加剧时,族群冲突便有增长趋势,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权力由苏联转向美国的几年,族群冲突异常激烈。1961-1991伊拉克库尔德人族群运动与苏美间的竞争息息相关,苏联通过支持伊拉克,以获得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为了减少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确保丰富廉价的石油供应,唆使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并利用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争端,通过支持伊朗来制衡伊拉克,进而削弱伊拉克,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是美苏对该地区石油、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让该地区复杂的族群、宗教矛盾成为它们全球争霸的工具,加之库尔德人自身的诉求,最终酿成长达三十多年的族群冲突。     

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一项研究框架

由于国家居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的交界面,国家具有了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国家自主性并非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结构与国际体系的变化,国家自主性相应地也会有所增减。作为国际体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国际制度既可以削弱也可以增强国家的自主性。当国际制度所发挥的功能与国家的目标基本一致时,国家会将国际制度引入国内治理来增强其自主性。     

国际制度视角下“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接

中俄所提出的两大倡议分别代表了各自在国际制度竞争有所加剧背景下的本国利益需求。二者都以拓宽欧亚经济合作渠道为首要目标,但是它们在原则、方向、手段等方面的差异是相互关系的不利因素。为了协调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俄确定对接两大倡议。一方面,中俄两国希望通过制度合作制衡美国霸权;另一方面,中俄在欧亚地区的一致性和冲突性并存,双方需要一个协调关系的制度框架。中俄两国既有以制度合作在国际体系层面应对美国压力的意图,也希望在地区范围内协调彼此关系。两大倡议的对接将增强国际社会新兴力量在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同时也能化解中俄双方潜在的矛盾,推动欧亚区域合作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