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压力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逐年攀升,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经济形势多变,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也随之严峻。文章通过对大学生就业压力进行调查,对疫情常态化下大学生就业压力进行分析,探究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疫情期间,大学生就业压力呈现中等以上水平,其中职业期望带来的就业压力最大,而职业价值观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直接作用最大,疫情关注度、疫情认知程度、职业风险认知等均对大学生就业压力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应针对相关因素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及政策建议

该文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由于疫情影响地域范围、停复工时间和经济结构等因素存在差异,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会大于2003年非典疫情;而且,由于部分民企和居民等微观主体的抗风险能力更弱,存在传导形成次生风险的可能。因此,必须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托底相结合,发挥逆周期政策作用,切实降低此次疫情的负面经济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人道主义与全球卫生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事关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并且与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国际冲突形成叠加效应。人道主义援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当地人民的困难,为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争取时间、提供条件。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启动了多项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国际抗疫合作与全球卫生治理需要人道主义精神。中国提出,团结合作抗疫,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价值,也是全球卫生治理的目标和希望所在。     

新冠疫情对武汉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抗击新冠肺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总体战、遭遇战和阻击战,我们面临的困难、问题和挑战前所未有。武汉作为我国乃至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的最前线,是我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大考”的关键考点,也是检验我国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管理能力的主战场。在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背景下,新冠疫情对武汉科技创新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通过研究“后疫情时代”科技创新发展问题,重点研究新冠肺炎对武汉科技创新发展的长远影响和积极影响,并提出“十四五”时期加快武汉科技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对罪犯心理障碍状况的实证调查

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防控下罪犯的心理障碍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和12项一般健康问卷(GHQ-12)对西部某监狱360名罪犯进行了问卷调查。新冠疫情防控下罪犯心理障碍检出率高达25.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身体状况差(OR=1.660)、近一年患有疾病史(OR=2.185)、担忧自己或家人感染(OR=2.553)、担忧出狱后生计受疫情影响(OR=2.838)是罪犯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与亲朋联系次数多(OR=0.688)、了解防疫知识(OR=0.573)、对监狱防控有信心(OR=0.705)是罪犯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由此得出结论:新冠疫情防控下罪犯心理障碍较为严重,监狱有关部门应及时实施有针对性干预策略,促进罪犯心理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台湾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台湾地区经济总量实现相对高速增长,但疫情对于岛内不同行业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从生产和需求角度分别加以考察,2020年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制造业和出口。研究结果表明,台湾宏观经济受疫情冲击较为有限,主要是因为疫情催生“远距经济”等新业态,众多5G技术应用场景加速落地,激发资讯电子产品的市场需求,使岛内资讯电子工业产值大幅上升,有效弥补了传统制造业部门产值下滑所产生的缺口,推升了台湾制造业总体产值。祖国大陆作为台湾资讯电子产品最主要的目标市场和生产据点,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全面复工复产,并且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支撑作用,有力助推了台湾资讯电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正因如此,疫情防控期间,两岸进出口额逆势增长,大大改善了台湾对外贸易状况,这是疫情背景下台湾宏观经济形势保持稳定的关键外部因素。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

本文旨在探讨两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害怕、焦虑、担忧这些典型负面情绪的变化,以及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关系的变化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借助2020年1月至3月在国内疫情上升期和下降期对同一批受访者的网络追踪调查,本文发现,虽然在疫情初期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负面情绪,但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好转,女性负面情绪已降至与男性同一水平。疫情给女性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比男性大,这不利于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较之男性,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更多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工作出现消极变化的女性,家庭关系的改善能够缓和工作损失对她们情绪的不利影响。     

经济“脱实向虚”的缘起、轨迹与实质——兼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实体经济发展对策

资金是实体经济的血液,有资金才能投资生产和发展经济。自工业革命以来,金融领域的每一次创新,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资金具有趋利的本质,永远都在追逐低风险高收益的领域,虚拟经济领域的各种盈利机会,很容易让资金呈现"脱实向虚"趋势。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出现了"脱实向虚"迹象,引起了政府及学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探讨资金"脱实向虚"的缘起、轨迹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可能引发的新一轮经济"脱实向虚"风险,有利于我们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资金"空转"套利,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成本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投资、生产、消费、出口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在技术冲击下疫情成本会如何通过影响微观主体的决策来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研究发现,随着疫情成本的上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冲击会被削弱得更多。相对于无疫情的情况而言,疫情会使产出减少,投资放缓,资本积累变慢,劳动供给减少。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重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善于利用"平台经济"对接需求和供给,因时制宜推动医疗行业高质量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彰显政党能力

作为应急管理的启动者和主导者,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组织动员和资源统筹能力本身就是危机处置能力的核心要素。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同时,政党能力及其"支撑结构"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如中央—地方—基层组织的能力递减,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协同度不够,部分党员干部防范化解危机的本领不强等。完善党对重大疫情防控的全面领导制度机制,以新时代党的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政党能力的"支撑结构",推动政党危机处置能力的常态化和长效化建设,切实将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新型举国体制"的风险治理效能,是新时代执政党能力建设的战略路径。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产生、演变及其特点——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通过系统梳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扩散、应对中的四类社会风险,以及影响社会风险的因素,运用社会风险理论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视野提炼概括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八个特点,即风险扩散具有跨界性、区域化风险与内部化风险并存、单一风险向综合风险转化累积、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风险的建构性越来越明显、普通群众受到风险的影响更大、潜在的风险可能是长期的巨大的和风险有望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机会。社会风险的这些特点既有全球化时代的共性特征,也有中国独特体制、特定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的个性特点。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成就、困难与进一步推进的路径

新冠疫情治理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公共卫生外交是促进各国进行公共卫生合作、建立疫情全球防线的关键举措。通过开展公共卫生外交,一方面,中国争取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满足了中国抗击国内新冠疫情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国凭借丰硕的抗疫成果在全球树立了典范,通过对国际社会进行疫情通报、经验沟通、技术合作和医疗援助,推动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守护了全球疫情防线。同时也应注意到,国家层面公共卫生安全战略的不完善、一些西方国家的大国博弈旧思维,以及各国公共卫生治理理念与能力的差异等问题对中国当前的公共卫生外交提出了挑战。对此,中国应尽快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秉承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大力推进全球公共卫生外交并积极贡献卫生公共产品,以巩固新冠疫情防控的全球战线。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与拓展

2020年以来,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跌宕反复的大背景下,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学习与阐释这一主线,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而随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尤其是“双碳”战略的制定实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流域）战略的深入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顺利主办,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也保持了扎实推进的良好局面,并与国际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出现的各种不和谐现象形成鲜明对照。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要旨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稳定的政治文化共识与大众性实践。     

渐进决策与治理能力——以新加坡对抗新冠疫情为例

2019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各国面对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基于渐进决策理论视角,通过具体分析新加坡各政府职能部门2020年1月至6月间发布的317份政策文件,并结合政府抗疫主导部门、协同部门、配合部门的相关执行措施,将新加坡抗疫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新加坡政府多部门在协同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的抗疫机制,围绕抗击、预防新冠肺炎,实现国民安全和保障民生的最终目标,抗疫三个阶段的政策制定体现了渐进决策理论的原则与特征,并彰显了新加坡动态治理的精髓。新加坡经验还进一步揭示,渐进决策的有效性与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信任度密不可分,机制与政策的有机结合为理解渐进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方向。     

新冠疫情和贸易摩擦双重不确定性下中国供应链重构的策略研究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叠加的双重不确定性对世界的经济和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冲击,加速了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一环也受到较大冲击,不确定性倒逼我国抓紧建立和形成制造业产业链的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新经济业态.不确定性冲击预计将会在短期内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制造业回流,但长期来看...     

隐匿与可见：新冠疫情前后城市双薪家庭家务劳动及分工的状态与感知

基于对19户家庭的深度访谈,本文呈现并探讨城市双薪家庭家务劳动与分工在新冠疫情前后的变化及原因。通过建立二元分析框架,本文将真实的家务劳动与分工状态和家庭成员对其的判断、认识与感受共同纳入研究视域,强调平行于事实的家务劳动感知的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城市双薪家庭的家务劳动样态与分工受制度文化、权力结构、人员流动、外部情境的影响。家庭成员倾向于将从事家务劳动认定为一种“顾家”的品质与家庭内部的平衡机制,并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习惯,这使得家务劳动时常“隐匿”于日常生活之中。新冠疫情重塑家务劳动样态,并通过调整家庭空间和家庭关系,使家务劳动与分工变得可见、可感。然而,这一变化并不稳定持久,在后疫情时代,家务劳动又退回“不可见”的状态。家务劳动的可见化与对家务分工的感知、言说与反思是促进家庭性别平等、保障家庭成员权益的契机,也是解析新冠疫情对个人生活、家庭关系、社会心态影响的载体。     

疫情对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增收、扶贫产品销售、扶贫项目建设等方面造成了影响,但这些影响都是暂时的、可控的。我们要在继续加强民族地区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切实解决扶贫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做好对因疫情致贫返贫人口的帮扶,努力变疫情之危为攻坚之机,发挥民族地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