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保障

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保障。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和国内外农村发展经验都表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促进农民参与可以有效避免农村发展走弯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法宝,也是乡村振兴成功的重要法宝。坚持农民的主体性就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将农民的富裕和获得感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同时要调动农民积极性,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在乡村振兴中尊重农民的权利和首创精神,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成为主人翁。     

乡村振兴中少数民族主体地位的实现路径——基于社会创业的视角

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少数民族农牧民的经济活动安排,重视经济理性而忽视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结构就会产生农牧民主体地位缺失问题。社会创业强调经济与社会的融合关系,尤其是重视社会在经济活动安排中的功能发挥,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视角。课题组对内蒙古通辽市3个苏木12个嘎查进行调查,发现了少数民族农牧民主体地位缺失的原因,并以扎鲁特旗玛拉沁艾力养牛合作社为例,阐释本土化社会创业是实现少数民族农牧民主体地位的根本路径。     

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共同富裕效应

乡村振兴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在多大程度上振兴,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产生多大影响,要看能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业已形成的城乡过大差距,改变农村的弱势化、边缘化状态,以及提升农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和能力。由于简单的、一般化的“经济—社会政策支持”难以解决那些已经和仍在边缘化的中西部农村的振兴问题,要实现其振兴,必须有韧性地介入,实施有韧性的政策和培植农村的韧力。在此背景下,中西部农村的振兴发展特别需要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因为它是以乡村振兴为本、促进乡村韧性发展的政策,旨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振乡村人气和改善社会生活。它同时还是政策群,包括县域经济的振兴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发展,以及其整合发展,进而促进乡村的共同富裕。     

互联网使用与青年群体的幸福感——基于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分析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不仅改变了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同时也不断影响着青年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体验。本研究以主观幸福感为分析对象,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同时,这种影响存在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影响了青年群体的社交网络,能够提高网络资源、改变网络结构;并通过网络中蕴含的网络资源和其中的高地位群体提供社会支持,从而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受。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社会建设参与分析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不仅参与乡村经济政治建设,而且也参与乡村社会建设。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性质、发展需要和实力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主客观条件;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基本内容;捐资捐物、投资建设、扶贫帮带、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方式和路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组织化水平、培养和提高负责人及社员的综合素质,借助政府支持、引领的政策外力,提高其乡村社会建设参与能力,规范其参与乡村社会参与的行为,实现其由单纯的"经济人"向"经济——社会人"的转变。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逻辑、内容、难题与路径分析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已经完成了党中央在十九大的部署。艰巨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任务,也是全国人民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基于此,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安排和部署下,主要是为了使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能够顺利对接,在政策安排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一定的难题,落实好两者在内容上的有机统一,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升级,使乡村振兴稳步推进。     

乡村社会建设路径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社会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居于主体和核心位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乡村社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愈发凸显,而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社会建设路径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亦持续显现,成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功能障碍,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内卷化”、公共服务“碎片化”、思想文化“离散化”、生态环境“低质化”、社会治理“悬浮化”,给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带来严峻考验。通过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思想文化体系、生态环境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探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建设路径。     

受助贫困生感恩意识、主观幸福感水平分析及提升途径探索——基于武汉市某高校样本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武汉某高校受助贫困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当前受助贫困大学生的感恩意识和主观幸福感水平两者之间呈相关性。研究发现,受助贫困大学生总体感恩意识是积极正向的,女生的感恩水平显著高于男生,文科生的感恩水平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受助贫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农村家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城镇家庭学生;感恩意识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根据研究结果,可对高校受助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进一步的对策和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发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助推机制及路径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使命,数字经济作为乡村发展的新动能,成为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驱动引擎。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研究发现：直接效应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地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检验表明,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应加强数字新基建覆盖度、构建数字技术应用体系、创建数字生活应用场景、完善数据流动共享机制、蓄力打造科技创新环境,以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建设

"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是国务院颁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持续地振兴乡村,实现"农业强、乡村美、农民富",需要大力培育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农村民力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态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计发展社会组织和农村民生发展社会组织等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对推动乡村民力、生态、生计、民生建设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国家应大力孵化这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并通过主体化、结构化、功能化措施,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特色与关键制度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对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的法定化,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和现代性。作为促进型立法,乡村振兴促进法重在激励,同时促进与约束并重,尤其是要求各级政府履行好法定职责。实施好这部法律,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职能,在一些关键制度上着力,特别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主体地位,规范农村集体的组织和运行,面向市场搞活农民合作经济,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体系。     

基层党政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途径——基于哈密地区的实证分析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根据自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后的一种积极体验。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收入、职务高低等,主观因素主要有人格特质和主观支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培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真正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为此,必须加大农民培训的政策扶持力度,大力抓好培训农民这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让农民真正成为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主力。针对当前农民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合理使用培训资金以及有的放矢地开展培训工作等对策。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居民获得感?——基于社会公平感知的中介与社会地位的调节

新时代下,作为我国民生领域的主要工作之一,维系与增进居民获得感已成为衡量人民受益发展、政府施政效能、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测量数据,以公众参与为研究视角,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缕析公众参与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逻辑。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参与在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获得感的同时,还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感知间接提升了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此外,当社会地位处于中上层时,社会公平感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受社会地位的调节。因此,激发公众参与意愿、拓宽参事议事渠道、形塑社会公平感知、缩小社会地位差距等均可成为新时代提升居民获得感的创新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功能性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推动力。普惠金融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普惠金融对金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有助于缓解农村地区小微企业及低收入群体的融资约束,刺激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发展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迁移特征与流动儿童教育机会

本文使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的云南省样本,考察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迁移特征对流动儿童教育机会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迁移特征对流动儿童入学机会的影响非常显著。(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影响并不显著,家庭迁移特征方面只有"户主迁移至本地年数"这一因素对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有显著影响。(3)与就读幼儿园的流动儿童相比,就读于义务教育或高中阶段的流动儿童更有可能进入公立学校,这表明流动儿童能否进入公立学校,更多受制于当地公立学校资源配置与流动儿童教育需求匹配的情况。模型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乡村振兴中必不可少的人居环境考量

贫困和农村人居环境差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必须补齐这两个短板。其中,农村面貌直接影响着农民群众的生产经营、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事关全面小康的底色和成色。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也是当前推进乡村建设的主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村环境整治这个事,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要搞,标准可以有高有低,但最起码要给农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治理性融合与都市腹地乡村的振兴逻辑——基于沪郊乡村振兴经验的思考

都市腹地乡村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类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乡关系而成为社会转型的首冲之地。受城镇化、工业化和乡村传统的多重影响,都市腹地乡村一般呈现为城乡边界模糊的混合型空间形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速了都市腹地乡村空间形态的转型,并且产生了通过重构乡村空间形态,实现乡村景观化转型、以城乡治理性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基于上海郊区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表明,治理性融合是紧密型城乡关系下城市主导、以治理为抓手的乡村振兴策略,在城市对乡村的支持与控制下实现了都市腹地乡村的景观化转型,并带来了乡村社会关系的重组。     

乡村振兴视阈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转向

近几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大量资源的下沉逐步地解决了基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乡(镇)一级承担着政策宣传、组织发动、落实项目、资金管理等方面的直接责任,外来资源的输入、承接和分配过程中“村三委”在群众中越来越具有存在感。从总要求来看,乡村振兴较之新农村建设,用“治理有效,,替代“管理民主,,,要求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使农村社会治理更加科学高效,更能满足农村居民需要。在资源下沉的大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会呈现怎样的态势?能否为社会治理有效带来新的契机?这些问题成为了研究基层社会治理转向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