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非政府组织发展原因探析

全球化使国际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国际政治向新的全球政治转变。在这种复杂的转型过程中,全球治理面临着权力的重新定位、参与者类型和数量的扩展、跨国问题的激增等挑战。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国际社会的多元行为体之一的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层面的各个领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采取行动,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政治秩序。     

全球治理与国际立法模式的转变

本文以对全球治理基本特点的分析为基础,指出全球治理对国际法律规则的创制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国际法律规由于立法模式的限制,以及调整对象的局限,严重滞后于全球治理的需要,进而提出必须改进国际法律规则的立法模式。最后,通过对目前关于国际法律规则创制变革主要理论的分析,提出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法律规则创制必须以以民族国家和政府为中心,非国家行为适当参与,主次分明的多元式立法为立法模式。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组织法研究——理论动向及方法论反思

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行动者,同时国际组织的官僚化也不断提高,责任缺失现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对国际组织法和国际法的传统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法理论在最近七八年里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其间宪政主义、全球行政法和公权力学说三种最新的理论发展尤为值得关注。这些理论发展表明了国际组织法研究方法和旨趣的变革,即从关注国际组织内部组织架构,到关注国际组织的外部权力行使及其正当性。     

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及其演进

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经历了从早期创建到21世纪合理化与进一步完善的重大转变。二战后，以世界卫生组织（WHO）为核心在联合国的协调下，形成了《世界卫生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1969》国际卫生法律规制体系。经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确立了成员国和WHO对国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通报、磋商及核实的义务，以及WHO采取临时建议和长期建议措施的权力，并引入了及时预警体系和传染病防控成员国纠纷解决程序机制。在全球公共卫生健康治理理念指导下，加强国际卫生法制建设，发展成员国疾病防控能力建设，建立WHO为主导的多维治理结构和传染病防控全球框架公约将是未来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趋势。     

NGO与国际社会的转型

同国内社会一样,国际社会也处于不断的转型之中,国际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同质分化和异质整合的动态过程;当今国际社会转型最显著的特点是NGO国际网络的形成;NGO是国际社会分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对国际社会具有整合的功能,这种功能具体表现在NGO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层次发挥着相应的治理功能,NGO的宗旨在于谋求可持续发展,其治理功能是有效的,但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的治理绩效又是非常有限的。     

国际法治：全球化时代的秩序构建

当前的全球化需要理性的约束和调整，因而国际法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法治分为“国际良法”和“全球善治”两个方面，但是当代国际法还远没有达到这两个标准，存在着国际法不成体系、规避国际法、司法体制的选择性、国际立法的导向性、国际行政机关的弊病等多方面的问题。但是人类的目前状态意味着有必要在当前的体系上进行改革和发展，向国际法治的真正实现作出努力。     

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合作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必然要求,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顺利开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对网络发展中国家产生诸多不利,直接损害了网络发展中国家的形象,纵容了网络国际犯罪。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合作方面,有效的机制和框架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国利益不同,从而在法律制度及对国家主权和人权问题方面存在认识分歧。国际社会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尤其是在网络将世界各国联为一体的情况下,"地球村"已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针对跨国网络问题,只有各国携起手来,构建合作体系,才有可能实现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     

国际规范生命力与全球治理的成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际禁止捕鲸规范比较研究

当前,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全球治理效果不彰使提升全球治理成效迫在眉睫。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应采取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国际规范在演进中不断变化,影响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方向和依据。全球治理需要确立全球性规范以避免碎片化治理、提升治理效能。而国际规范本身具有生命力,规范生命力越强,越能在扩散过程中抵御和应对针对自身的挑战。规范越具全球性,越利于提升全球治理成效。规范生命力可从国际社会成员认可普遍程度、成员认知和成员遵约行为三个维度来观察,通过成员多样性、成员认知一致性、制度化水平和违背规范成本四个指标来衡量。在全球文化治理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扩散顺利有效,相比之下,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国际禁止捕鲸规范扩散坎坷。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范生命力更强,并呈现不断增强态势,国际禁止捕鲸规范生命力相对较弱,且历经由弱增强又减弱的过程。两种国际规范的发展历程揭示,从规范创设者和倡导者角度出发,契合国际文化背景、发掘普遍性问题、挖掘多元性价值、针对合作型规范建立有效惩罚制度,有助于创设生命力更强、更具全球性的规范。大国应利用自身权力和资源优势,为全...     

新时代推进全球治理法治化的中国方案

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在国际法规、制度层面的重要方法和路径,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对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法治建设的新理念,致力于为不断解决全球性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理论层面,中国主张强调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法规为准则,倡导创设民主、科学、公正的国际良法,统筹推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国际硬法与国际软法的共同发展,为实现全球良法善治提供方向指引。在实践层面,中国不断提升推进国际法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在国际立法方面,而且在解决国际争端、国际人权保护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了国际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合作机制的创新,成为国际法治建设和全球治理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立场观点的提出,构成国际法治建设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其对于中国提升解决国际问题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促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制度建设的原则、路径与实践成效

新形势下国际格局复杂多变,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使得人类共同体利益需求凸显,现行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合作模式的合理性受到了新的考验。现行国际制度利益分配失衡,国际社会对构建新型国际制度以及合作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一项中长期构想,旨在探索全球治理的新模式,并对当前国际制度存在的问题给出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7年来,取得了明显的制度实践成效,助力“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型国际合作体系的构建。     

金融危机后国际思潮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思潮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大讨论持续深入,中国模式备受关注;全球治理理念深入人心,公民社会不断发力;＂负责任主权＂观念深化,＂保护责任＂进入实施阶段;西方社会民粹主义发展,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升温。国际思潮最新演变的趋势进一步表明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快速上升,同时也使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和日益变化的挑战,中国外交需要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继续主动融入国际体系,扩大中国话语权,促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秩序健康稳定的发展。     

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法之“跨国立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国际法的立法模式也将发生变化。国际法立法模式正在由传统的“国家间立法”转向“国家间立法”与“跨国立法”并存的多元化立法模式。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作为国际秩序中与国家、国际政府组织并存的第三种力量,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并在跨国立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所从事的主要是事务性的立法和法律的编纂,制定的主要为国际软法,但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遵守。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还进一步推动和影响了国家间立法。     

国际反恐军事立法初探——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

上海合作组织在国家主权平等，军事手段和政治、经济措施相结合，尊重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等立法原则的指导下，制定了纲领性、原则性和操作性三个层面的反恐军事法律文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反恐法律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广泛的反恐军事合作。这种合作方式不仅有效地震慑了恐怖分子，维护了地区安全稳定，而且开创了一种新型国际军事合作模式，为日益严峻的国际反恐局势提供了有益借鉴。     

国际社会进行全球治理的权利来源与内在张力

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拥有全球治理的合法权利。在现代国际社会,全球治理的进程划分为一战与二战之间的时期、二战结束之后的冷战时期、冷战结束以后的时期。全球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带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人权等价值理念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都是国际社会限制绝对主权、进行全球治理的权利来源。这两个方面的内在张力,影响到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与发展前景。     

浅谈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国际立法

国际恐怖主义严重危害了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安全。当前的国际恐怖活动具有新的形式和特征,给国际社会预防、打击国际恐怖犯罪造成极大困难。国际社会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对防止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反恐怖主义国际立法还不完善,应在联合国领导下加强国际立法机关建设,制定国际反恐怖主义法典,协调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的关系,加强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给国际恐怖主义以最严厉的打击。     

国际投资自由化背景下我国外资立法的应对思考

在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趋势下,各国在外资立法方面必然采取相应措施。我国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国家之一,国际投资的发展定会影响我国在外资立法方面的举措。我国应顺应这一形势的发展,研究国际投资的发展规律,适时修改、订立我国的外资立法。     

国际组织与非传统性公共安全问题的国际治理

本文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非传统性公共安全问题的属性、特征及其国际治理需求作出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作为治理主体的国际组织的六项公共安全治理功能:问题提示功能、信息提供功能、标准设置功能、组织协调功能、绩效评估功能和外部监督功能。最后对国际组织在非传统性公共安全治理中的“民主赤字”问题及其消极影响进行了简要的剖析,本文认为,非传统性公共安全治理要达到真正的帕累托最优,有赖于国际组织的责任性问题的解决。     

中国国际警务合作的挑战与路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考量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背景下,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显示出的时代性、全局性、系统性优势,为国际道义提供了伦理准则,为全球治理指明了行动方向。当前,中国国际警务合作面临着合作效率不高、合作依据缺乏、合作难度加大、合作范围有待拓宽的现实困境,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引下,秉承合作共赢理念,发挥主导作用,创新合作机制,夯实法律体系,打击跨国网络犯罪,扩充人才储备,深化全方位合作,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实践探索中贡献中国力量。     

论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扩散与转移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自进入后冷战时期,现代国际体系始终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进入新千年之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权力的扩散与转移.本文为此较为全面地考察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扩散与转移的两层含义,解析国际体系、国际格局与“极”等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分析西方学者对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走向的不同看法与学术争论,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当前国际格局“多元无极化”的客观发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