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济”与适应性变革:经济增长、权力转移及中美关系

由于经济增长的差异,新兴市场日益崛起,亚太地区日益崛起,其中中国崛起尤为瞩目。纵观权力转移历史、理论与现实,中国积极寻求融入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安排,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中国成为这一制度的得利较多者,也是满意者和维护者。因此综合长期战略和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策略,除了积极推动美国对当前制度进行适应性变革外,对于美国目前的困境,中国应该量力积极帮助,共同促进全球经济早日复苏和全球善治,与美国"同舟共济"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中国需要战略规划;同时,需要面向未来,准备好美国经济复苏后的策略变化。美国凭其发达的金融业在全球财富再分配中占领制高点,金融业的发展意味着可以在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困境与出路

区域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促使东亚经济走上了一体化的快速发展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面临着多重制约因素。加快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增强东亚意识,完善发展模式,提倡大国合作和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     

印尼华人经济的困境与出路

印尼华人经济遭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严重冲击和破坏,华人企业集团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许多企业负债累 累,资产大减,不少企业濒临破产。新政府成立后,政局趋于稳定,华人中小企业尽管在经济复苏中做出了贡献,但华人 企业集团仍困难重重。本文认为,华人经济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现代化中做出新贡献。     

关系性权力、预防行为与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是对守成国与崛起国权力对比与变迁态势的描述。既有对权力转移的讨论多集中于物质性权力的变化和霸权战争的结果,这在客观上忽视了对权力关系属性和国际关系行为体和平互动的分析。关系性权力承载着权力的社会属性,实质是关系,关系即代表权力。关系性权力的变迁即为关系性权力转移。守成国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出于恐惧可能采取战争、制衡、竞争和合作四种预防行为,深刻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的互动形态。在预防行为的基础上,崛起国可能给予守成国差异化的互动反馈评价,由此塑造着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选择与和平、战争议程。文章以此对英德、英美和美苏权力转移进行再探讨,或可为历史上的权力转移提供新的思考,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权力转移、问题转移与范式转移--关于霸权解释模式的探索

本文试图从权力转移、问题转移、范式转移的角度分析当前的世界转型及美国霸权,探索解释霸权的理论模式。本文首先论述了当前权力转移、问题转移的种种表现及其影响,指出权力转移既给予美国独占鳌头的机会,也埋下了美国相对衰落的根源;问题转移赋予了美国巨大的塑造空间,也给美国霸权地位提出了长远观之堪称严峻的挑战。文章认为,美国的霸权战略范式有了转移的必要,解释霸权的理论范式也有了转移的必要,如何看待由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所引发的范式转移成为解释美国霸权的重要思路。文章还对美国霸权的既有理论范式进行分析,认为解释美国霸权,应以新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为基底、融合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和建构主义的观念分析,从而确定一种综合解释模式。     

中美权力转移与亚洲地区体系

地区体系不仅是支撑全球霸权的组成部分,也是崛起中的大国权力与地位得以巩固和提升的重要根基;地区体系不仅是国家实力、尤其是大国实力分配的场所,而且还是塑造国家之间态度、观念和身份特征的"熔炉"。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区体系是决定权力转移的动力与结果、形态与特征的最为关键的层次。中美权力转移的进程——无论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显示出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定位和政策选择的深刻塑造。中美权力转移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和外交政策,而且蕴涵于亚洲地区体系的发展进程之中。只有一个保持了"主体性"的亚洲地区,以及在该地区建立更可持续和更具建设性的地区秩序架构和地区制度安排,才能够真正发挥缓解权力转移困境、进而增加全球体系和中美大国关系稳定性的作用。     

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竞争、冲突与合作

在中美关系各领域,网络空间问题在极短时间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网络空间不仅对传统中美关系形成了冲击,而且还引发了相应的博弈与竞争,如网络空间治理权之争、网络战略优势竞争,以及与之相随的网络技术优势的夺取、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话语权竞争等。网络事务管理的主权性与网络空间运行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中美关系网络冲突的根源。网络空间的全球性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网络信息安全等共同威胁,促成了中美关系在网络空间的合作,如在网络治理的国际制度建设、应对网络犯罪、技术合作、网络冲突控制等方面。避免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走向安全困境,需要相对稳定的实践。对网络监管和网络主权的认同、建立中美网络空间的战略互信是实践的重要方面。     

东亚结构变迁与中日关系:权力转移理论视角

本文对权力转移理论加以扩展,区分实力与政治权力,并探讨了全球层级体系和区域层级体系并存的情形。借助这一扩展的权力转移理论框架,本文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的实力格局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日对东亚政治权力格局态度的变迁,以及前两项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区域稳定的影响,并讨论了美国面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对日战略。本文认为,中国崛起所导致的中日两国间的权力转移有利于东亚稳定,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东亚区域层级体系的态度逐渐由满意转变为不满意,给东亚稳定带来不确定性。本文指出,中国在全面推进与日本的战略互惠关系时,不应在日本"入常"、领土主权等争议上轻易妥协,而应承担起东亚领导者的角色,同时尽可能避免在美国的认知中成为挑战者。     

权力转移、体系演化与春秋时期的霸权更迭

权力转移会伴随大规模战争吗?如果回顾中国古代经验,春秋时期霸主国的更替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文章从体系演化和规范变迁的角度加以解释,并提出以下假设——权力转移过程中是否爆发大规模战争,除了受到崛起国与霸主国力量对比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大国崛起方式究竟是采用尊周模式还是强权模式的影响。春秋初期霸主国选择尊周,但是周天子接受霸主国的地位会导致自身合法性被削弱,进而导致规范退化,使之后的崛起国更倾向于争强模式,结果便是大国战争增多。文章构建了两个三方演化博弈——周天子、崛起国和霸主国的三方互动,以及周天子、霸主国和其他诸侯国三方间的互动,博弈均衡解印证了上述假设。此外,文章还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的争霸路径进行了案例比较,从而有力解释了为何春秋早期争霸战争较少而春秋晚期战争增多的现象。     

"布什主义"的走向与中美关系

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以单边主义、“政权更迭”和先发制人式预防战争为特征的“布什主义”,其目的是追求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和美利坚帝国。本文在对“布什主义”的实质,产生的学理背景和社会根源,以及其内在的矛盾和外部的阻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推测未来几年美国外交政策走向和对中美关系的可能影响。本文认为,布什的美国远比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更加危险,但“布什主义”的内在矛盾、美国有限的资源和国内政治制度决定了它的前途并不看好。“布什主义”对中美关系影响有限,美国已开始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并试图通过接触,适应日益崛起的中国,保证其对华政策有双重保险。     

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

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但它没有说明国家希望从国际体系中获得什么(国家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因此,该理论在逻辑推导和经验事实上存在矛盾。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作用下,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国家。国家模武的不同决定了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这是导致权力转移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国家模式、国际结构和互动决定了战争爆发与否。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其国家模式的变化,且从目前的国际结构和中美互动来看,由中国的权力转移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美需要注意国际体系发生病变、国际结构变迁、战略互疑、意识形态和第三方等诸多因素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     

南海地区的权力与秩序：美国南海政策的战略框架

本文系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2016年末出版的政策简报。该报告分析了中美在南海地区的竞争与合作,并提出了经济、军事、外交和规则四大参照系,以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更为全面地理解南海地区事务。本文还根据竞争与合作的程度。列举了影响中美安全关系和政治关系...     

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不确定性的担忧逐渐加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研究中美战略关系时越来越强调对华战略竞争因素,强调美国应扩大和改善同其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特别是改善和那些对中国长期抱有忧虑的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合作具有多种目的,但目前的重点是建立防止或劝阻中国通过强制外交扩大在该地区影响的机制,同时利用这些合作加强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抵抗中国影响的能力和信心。文章运用现实主义分析方法,论述当代美国学者研究中美战略困境的不同视角。     

中美关系变化与韩半岛

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同时,中美政府针对彼此的政策随之调整,这不可避免地对东亚和东北亚秩序造成影响。在这种形势下,韩半岛所受到的冲击也逐渐增大。近期,韩半岛局势存在着紧张和不安定的因素,而中美关系对韩半岛局势的影响也愈加明显。笔者从两国关系中合作和矛盾并存的观点出发,以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的胡锦涛政府时期和美国的（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时期为主要研究区间,回顾整理中美关系的变化和持续推移的趋势。本文通过分析中美关系变化对韩半岛产生的影响,提出为了维持东北亚地区和韩半岛的和平稳定,有必要开拓一条双边间及多边间的紧密的协商渠道,在维持六方会谈框架的同时,寻求一个具体施行方案体制的可能性。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中美在全球卫生安全中的权力变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不断蔓延,中国对外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援助与物资供应维护了众多国家的卫生安全.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上显现出实力要素构成比例失调下的权力变更.由于中国在中低端医疗产业链上具有相对优势,其在抗疫过程中所展现的政府有效性更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在维护全球公共安全领域的短期领先地位.在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大背景下,权力变更正在改变涉及核心利益低阶政治领域的权力可让渡性,并激发守成国(美国)采取一系列旨在维持自身优势的预防性行为,客观形成对崛起国(中国)的遏制.不同于传统的权力转移,政府为主所引导的权力变更能否稳固,依然存在可替代性、短期性、可逆性三种风险,这种权力变更也进一步加剧中美两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安全困境.     

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朝鲜半岛地缘战略困境的演变与突破

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引发东北亚地缘战略形势的陡然紧张,也使朝鲜半岛局势在一波三折中日趋扑朔迷离。围绕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出现的中美日俄韩朝的双边和多边博弈不断升温,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要突破朝鲜半岛地缘紧张加剧和战略困境加深的窘况,必须坚持多边框架解决原则、努力落实安全承诺和不断深化经贸合作。     

权力转移与风险态度——美国智库对华技术竞争的策略分析

由权力变化所引发的国际体系变迁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崛起国改变国际规则及体系的意愿和行为,较少讨论主导国当面对崛起国权力增长时,其改变现有规则的动机和策略.文章引入经济学的风险态度理论,探索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在应对中国技术崛起时,改变现有规则的倾向性(风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文章首先以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试图解释中国技术能力的发展如何影响美国精英对中国风险态度.其次对美国主流智库从2000到2020年所出版的共计301份有关中国技术发展的完整报告进行系统编码,通过编码数据来检验该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智库对中国发展技术背后的意图、两国技术能力对比、中国技术所影响的领域三个方面的认知,会从现实主义权力逻辑的角度对美方的风险态度产生明确影响.然而,中国技术发展速度、自主程度以及政策优势,虽然对美方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关影响反而遵循自由主义的合作逻辑.上述发现较好地解释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政策逻辑,同时也拓展了现有有关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理论,以及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理论.文章对于把握当前美国政府对华决策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世纪末以来中、美与东盟的三边互动关系——以权力转移为视角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和东盟均产生重大影响,导致中、美和东盟在经贸、政治和认知方面形成了互动关系。由于经济领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和政治领域东亚一体化的排斥效应等因素,中美在东亚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移,东亚秩序经历了结构性调整。三方在经贸、政治和认知的互动相互影响并呈正相关关系,使得东亚的权力转移在和平中实现。互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三方调适和合作加以解决。     

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

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反映了其总体战略需求的变化,其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维持战略平衡和区域稳定。奥巴马政府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既与其积极重返东南亚有关,也与其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关,更与其应对中国崛起的全局谋划有关。中美关系要超越历史上权力转移的陷阱,必须兼顾"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两个维度,把握"核心利益"与"共同利益"两个关键,统筹"维权"与"维稳"两个大局,妥善处理好"大国是关键"与"周边是首要"之间的关系。倘若两国能够致力于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南海问题将不会如国际社会所担心的那样成为不可破解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