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探析——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其指导意见为视角

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有利于减少错误逮捕案件,提高逮捕案件质量,实现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有效监督.本文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其指导意见为视角,就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在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能日益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逮捕阶段的适用——以新刑诉法为视角

审查逮捕阶段是检察机关处理案件的首要环节,在审查逮捕阶段认定、排除非法证据是关键.审查逮捕阶段,应通过审查案卷材料、全面审查证据、加强审查复核力度、建立讨论和报告机制、阶段性风险评估等方法发现非法证据线索,排除非法证据.     

试析审查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构建

非法证据是影响审查逮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审查逮捕环节必须要排除据以定案的非法证据,切实提高审查逮捕质量.但是,审查逮捕环节书面审查的局限性、讯(询)问取得的言词证据片面性以及缺乏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保障,使得这一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带有主观性,存在一定风险,为此在审查逮捕环节就应当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设置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保障各方权利得到充分行使,有效排除非法证据,尽可能地将据以定罪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之外,以减少非法证据排除成本,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益,及时保障人权.     

小议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的排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法典,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以及司法实践中并不能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适用中存在一些困境。本文立足司法实践,分析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措施。     

新《刑事诉讼法》及“两个证据规定”条件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初探——以审查逮捕为视角

新刑诉法与五机关联合制定的"两个证据规定"共同构建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三部规范性文件对审查逮捕阶段如何具体操作排除非法证据仍留有空白,本文尝试就新刑诉法实施后在审查逮捕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办法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做理论上的探索。     

新刑诉法背景下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路径探索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入法标志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公诉和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都做了规定,但在审查逮捕阶段如何排除非法证据,新刑诉法对此并未做出相关的规定。侦查监督阶段具有其本身的特点,司法实践中审查逮捕案件非法证据排除具有一定的困难,本文总结实践经验,探索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路径。     

排除非法证据面临的难题及对策——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为视角

我国立法历来严禁非法收集证据,“两院三部”联合发布《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意在彻底根除实践中存在的非法取证现象.但该《规定》的实施,还存在排除难度较大、非法取证证明及制约困难等难题.因此,需以《规定》为基础,针对实践问题,进一步完善立法.     

新《刑事诉讼法》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探析——以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为视角

随着人权保障的盛行和程序正义的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日益显现,特别是在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上更是发挥了重大而深远的作用。本文通过探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深层次上对被告人的利与弊来界定该规则所具备的价值,并根据这种探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举措,以期促进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证据属性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证据的属性问题在我国证据学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理论。把证据的属性界定清楚是我们研究证据学领域中其它问题的基石。本文就合法性不是证据的本质属性展开分析,进而研究非法证据的排除和排除规则的价值权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质疑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计不仅无法有效、全面地达到保护人权、违法控制、虚伪排除的目的,而且会引起放纵犯罪、增加司法成本等负面效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是达到其设计目的的唯一有效途径,可以用侵权诉讼等替代制度加以替代。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①是我国刑事证据领域的一个亮点,其自出台以来,深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好评.此证据规定在刑事司法领域有很多的突破和创新,但是此规定本身以及其在司法实务界运用一年多以来,却引发了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只有弥补该证据规定的不足,将其不断地完善,才能真正实现其保障人权的作用.     

"辛普森杀妻案"与佘祥林杀妻案"之比较——浅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基于传统观念和现有司法体制的影响和制约,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和特殊意义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在比较"辛普森杀妻案"与"佘祥林杀妻案"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证据立法的先进经验,分析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践,并提出对其完善的几点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我见

如何看待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刑事诉讼领域极易产生价值冲突的问题,同样也是我国刑诉界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本文试作相关探讨。     

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

行政非法证据,在我国诉讼法学界的争论由来已久,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和统一的认识。但在证据法学理论上,最终都将其归结于广义或狭义的非法证据。在现代各国,大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则对我国的行政诉讼也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被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广泛接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采用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在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从立法层面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结合中国新《刑事诉讼法》,简单论述我国目前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若干问题研究——以实证调查为视角

以疲劳讯问和以威胁的方法取得的口供应当排除,以严重引诱、欺骗手段和违反重要程序性规定取得的口供也应当排除。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在立法上的双重表述存在缺陷,应当修改为不能排除非法取证的单一标准。在程序问题上,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应引入听证机制,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应以庭审排除为原则、审前会议排除为例外。     

从程序正义原理看非法证据排除机制的完善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从程序正义原理考量,新出台的规则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对比应从强化审前程序对证据排除的筛选机能、赋予审前准备程序具备确认证据排除效力、确立权衡法则作为个案裁判衡量的基准、建立类型化的证据排除判断标准、建立实时且独立的异议抗告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完备初探——以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律的逐步发展,对于证据的研究,特别是证据规则的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都成为学者们论述的焦点,在众多的证据规则中尤以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研究最为复杂也最受争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第二次修正,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入法,并对启动非法证据评议的申请人、举证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等进行了规定,这是我国关于证据认定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制裁性条款缺乏、可操作的程序保障不足、法官权力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本文拟以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完备之路做初浅的探索.     

论我国价值选择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证据规则,该规则突出反映了法律在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中的价值选择。各国对该规则采取不同的适用模式体现着不同的价值选择,而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适用模式和设置程序也应当以价值选择为基础。本文通过对该规则进行价值分析,旨在为我国建立兼顾平衡各种价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理论研究。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建

非法取证现象屡禁不止,司法机关将非法获得的证据用以指控犯罪、审判案件,客观上助长了非法取证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司法不公正.我国要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以及排除的具体操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