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实证主义法学的正当性思想研究

现代性下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法律实证主义割裂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古代的正当性被转化为合法性:一个行动或公权力,只要是符合实在法的,即可称为正当。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要想成立,还必须解决法律自身的有效性问题,这样才能彻底摆脱道德的证成。以纯粹法学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通过法律体系内的效力授权链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的整个拼图。但是,割裂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又面临着新的正当性危机。     

行政程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之辨——兼论我国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危机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正当性与合法性两个词贯穿了社会科学的整体研究脉络。行政程序作为人为的公法制度安排,其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同样值得探讨。本文认为当前正当性与合法性概念的混淆体现在行政程序领域,一是我国行政程序缺乏正当性基础,二是行政程序的立法指导不明确。     

未来的国际法实施:从强制执行到遵守管理

20世纪以前,国际法以强制执行为主要实施方式。因缺乏强制执行手段,国际法的法律属性因而受到广泛质疑。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法在规范结构和实施机制上有了较大发展。在某些领域,国际法规范开始由消极性规定转向积极性规定,而国际法的实施机制也由传统的自愿遵守和强制执行转向报告监督、帮助激励等遵守机制建设上。国际立法正在经历由权利体系的立法到救济管理的立法转变的过程。     

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法的合法性

国际法的合法性是个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规范性概念，是指国际法的决策程序和实体结果应该符合一定的正当性标准。随着国际法的人本化，国际法越来越需要突破传统以国家同意和国际利益为基础的合法性，而走向以公众参与和人类利益为基础的合法性。非政府组织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和在实体结果上的诉求正是国际法的深层次合法性的表征。从历史来看，国际法人本化最重要的发展，都有非政府组织的重大贡献。从现实来看，国际法在输入（程序）和输出（结果）层面都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合法性赤字，而非政府组织的人本化利益和价值诉求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或有效实现。从国际法的未来发展来看，在决策过程和实体结果两个方面，都需要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更广泛地开放非正政府组织的适当参与，内化非政府组织的人本诉求，进一步推动国际法的合法化，增强国际法的合法性。     

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问题

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法上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直以来,国际社会上不仅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和原则上有各种不同的争论,而且对于运用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后果,也产生过种种混乱和麻烦。本文试通过对人道主义干涉理论的分析,更好地揭示人道主义干涉的本质及其与国际法原则的冲突,并探究如何运用国际法对其进行规制。     

论宪法的正当性

简而言之,正当性就是经过神学、宗教、道德、哲学论证等取得的价值合理性与经过社会认可、经验证实而获得的现实有效性的统一。对于宪法的正当性的认识需要在以下几个维度上来予以把握:宪法应当体现社会共同体的终极人文关怀;宪法应当体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宪法应当体现价值合理性与现实有效性的统一;宪法应当体现价值普适性和文化传承性的统一。回顾中国宪法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确立并坚持宪法的正当性要求,有利于准确把握中国宪法的精神实质和整全体系;有利于中国宪法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利于中国宪法的有效实施及其宪法秩序的全面实现。     

论商标权的正当性

构成商标的“符号”而非商标本身是智力成果,“符号”的智力成果性和创造性不是商标权的内容,也不能作为商标权的正当性基础。商标权的正当性应从“人与人”的而非“人与商标”的关系上寻找根据商标权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免于混淆,符合公众利益;商标权只是赋予权利人在特定商品上使用特定符号的权利,不属于垄断,商标权的存在并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对商标权进行过度保护,将增加他人选择商标的成本,并最终间接地损害消费者利益;注册和使用都能产生公示公信力,都是商标权正当性的表现形式,在注册原则之下应承认使用取得。     

论惩罚的政治正当性

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为惩罚提供了道德正当性证成,但在民主的价值多元社会,道德的正当性是一回事,如何促成政治实践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在惩罚的道德证成之外,有必要开辟惩罚的政治证成道路。近代社会契约论者提供了不同的政治证成进路,当代契约论者罗尔斯提出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根据罗尔斯方案,国家惩罚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公民的理性而非某个道德原则,应该保留犯罪者的公民身份,合理限制犯罪者的权利,死刑是不可证的。     

论环境法的正当性的依据

判断和论证环境法的正当性有五项依据。科学依据是判断环境法正当性的＂钢规铁律＂,具有正当性的环境法律应该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信仰和伦理道德是为法律提供正当性的基本方式,衡量法律是否正当的最终标准是正义,而正义基本上是一个信仰、伦理道德问题;利益是衡量法律正当性的常衡器,将利益作为判断法律正当性的依据,是指该立法是否增加了正当的、积极的利益,是否限制了不正当的、消极的利益,对增加的和限制的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将合法律性作为论证环境资源法正当性的一个依据,主要指其符合宪法、法统和环境基本法律;衡量制定的法律是否正当、有效,主要取决于该立法过程是否切实遵循了正当程序,判断立法程序正当性的实际标准,是看是否重视立法的民主程序和公众参与。     

论赔偿的正当性

在当前，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人们广泛质疑用钱买刑、赔偿减刑，否定用赔偿方式替代部分的刑罚。报应、威慑或修复单独作为一个国家惩罚正当性的基本原理不具有充分理由。因报应、威慑或修复的优势各自体现在某一方面，不具有全面覆盖性，而部分融合了报应、威慑和修复的赔偿却具有更广的覆盖性。赔偿作为一个国家惩罚正当性的基本原理有其合理性。一个国家惩罚问题是复杂和多样的，不能用一种方式作为其正当性的原理，而是综合论。即结合了报应、威慑、修复和赔偿的这些要素，才能形塑其作为一个国家惩罚正当性的基本原理。     

法的合法性问题研究

法的合法性问题是很重要的 ,西方许多思想家都对此作了论述。一种法律要被人们遵守 ,首先必须被信仰 ,而法律信仰的本质是对它的合法性 ,即正当性和权威性的确信。这种确信是以人们对法律的合法性评价为基础的。合法性评价应从实质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 ,二者各有其评价标准。     

基于合法律性的合法性——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韦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这种情结使他尤为强调学术的文化政治担当,亦使其具有学者和"群众性政治家"双重身份。作为学者,他对现代社会"基于合法律性的合法性"(法理型统治)模式进行了详尽分析;作为群众性政治家,他又明确提出了"领袖民主"(卡理斯玛型统治)合法化模式。这两种理论模式均具有政治现实主义和实证论倾向。哈贝马斯总体上拒绝了韦伯合法化模式的描述性路径,并极力批判了其领袖民主模式;但他亦将其合法化论说建基于韦伯式基于合法律性的合法性模式之上,并做出了可以容纳道德性内容的理论重构。     

抗击SARS行为的公法思考与启示

SARS的恣意横行是对政府和人民的考验,也折射出我国法制建设的缺位与不足,剖析和解构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几种具体形态,透视和反思了抗击SARS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建议和思考。     

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问题探讨

从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由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两者间的联系与区别而形成两个独立的专门法学部门。学术界对两者关系的不同主张及不同认识的结果预测为国际私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基础法,而又是并行发展的两个专门法学学科。     

国际人道法的定义

国际法学界对“国际人道法”的定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但其法律概念和特征都应当是一致的。狭义的国际人道法学说 ,片面地强调国际人道法与战争法的区别 ,并将它作为单独的法律体系 ;而广义的国际人道法学说 ,则把国际人道法与战争法融为一体 ;两种学说都有理论缺陷。国际人道法是战争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与战争法的关系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国际私法的统一化刍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影响 ,国际私法呈现出统一化的趋势。国际私法的统一不仅包括冲突规范的统一 ,还包括各国实体民法的统一。国际私法的统一化给国际私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必须在立足我国特殊情况的前提下借鉴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     

论国际法的政治基础

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强化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一方面,自国际法产生以来,国际法的发展时常受到国际政治的制约;另一方面,国际法一经确立就对国际政治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国际法将逐步摆脱强权政治的束缚,作用也会更加突出。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论争的时代危机——对一元论和二元论进路的反思

从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内涵入手,可以发现,两种理论概括在对国际法与国内法分析中都陷入了主权国家的思维局限,不能对现今全球化时代下的国际法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应作出一种对立统一的描述。     

论司法裁判的合法性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是司法裁判权运作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为司法裁判活动提供了正当性理由。现代法治理论中有关司法裁判合法性问题的理论存在不足之处。对人们司法裁判合法性信仰的最大威胁来自司法专横和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