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责任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厘定

作为法官审判活动的重要依据,“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界定尤为必要。特别是在司法责任制改革逐步推进的当下,此类标准愈发成为管控审判权能、健全审判流程,以及保护正当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基于此,通过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界定必要性的探讨,结合司法责任制改革与这一标准适用的具体要求,以主体、内容和合理性三个方向的讨论为切入,或可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刑事诉讼中的明晰提供较可取的路径参考。     

从证据确实充分到排除合理怀疑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对我国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进行了界定,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丰富了证明标准的内涵,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不同法系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进行比较和梳理,对如何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了分析.提出正确把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遵循的逻辑规律,并就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刑事案件多层次证据与证明标准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审判中心主义下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发源于英美,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时予以吸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补充,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一直存在着争议,如何解释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这一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为保障"排除合理怀疑"的有效运用,在实践中需要建立配套制度和诉讼规则。     

从证据确实充分到排除合理怀疑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对我国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进行了界定,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丰富了证明标准的内涵,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不同法系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进行比较和梳理,对如何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了分析。提出正确把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遵循的逻辑规律,并就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刑事案件多层次证据与证明标准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论排除合理怀疑之"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因"合理怀疑"内涵不清而陷入实践中误用、滥用的困境,因此亟待解释。"合理怀疑"的传统解释有三种进路,各有其局限性,也因此造成"合理怀疑"在司法适用中存在机械适用、适用严谨性不足的问题,乃至一定程度导致"证据裁判客观主义"复兴。故应立足法律实用主义,借助司法证明原理,考察"合理怀疑"在实践中的适用实例,对"合理怀疑"进行"怀疑""合理"两个层次的解构。"怀疑"的适用前提是全案已经形成一定的证据体系,而"怀疑"的生成源点有基于证据体系所存在的矛盾和基于逻辑、经验而产生的疑点。"合理性"的判辨则需要从三个维度入手:一是应以刑事专业法官的认识能力为判断标准;二是从主客观两条路径对"合理性"进行证成;三是"合理性"应达致"指控事实不具有唯一性"的限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明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构建,立法论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实现刑事证明标准,首先要明确刑事证明标准应该以法律真实说为理论基础;其次,证明标准就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最后,关于具体适用问题,一方面需要强调《刑事诉讼法》第53条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指所有的案件事实与量刑事实,而是指定罪事实和从重处罚事实。另一方面则要强调排除合理怀疑旨在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还未完全建立,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外部和内部保障制度。     

论我国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时,依据指控证据认定指控事实应当达到的最低程度,它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该标准的科学设定和正确把握,对实现公诉目的、履行公诉职能、保障人权均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应当与审判标准相一致,采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公诉证明标准较为适合,但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理解和运用该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反思与重构

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改革的探索与争鸣过程中,形成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派,提出了诸多证明标准的改革建议。通过分析和比较"排除合理怀疑"、"内心确信"标准可以得知,以"形成确信并排除有根据的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适合司法实践需要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反思与重构

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改革的探索与争鸣过程中,形成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派,提出了诸多证明标准的改革建议。通过分析和比较"排除合理怀疑"、"内心确信"标准可以得知,以"形成确信并排除有根据的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适合司法实践需要的。     

证据侦查与证据审查

在刑事诉讼中,办案人员要从排疑的揣度上搜寻案件中的证据陷阱,注意发现伪证、黑证、孤证、残证,避免证据困惑;从思辨的向度上审查证据,通过正向思辨、多向思辨、逆向思辨、定向思辨来破解疑案、冤案、假案、错案;从证据规范和证据收集的维度上把控证据标准和采排证据,注意从证据采集的盲区中寻找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从法律真实中的负面误区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从不计成本的司法特区中选定富含证明价值的证据。     

关于推定的基础事实的证明标准的思考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认证标准已得到理论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在民事推定中也应该引用此标准。为了保证民事推定的判决的公正性，在民事推定的基础事实的认定中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认证标准是现实的、必须的。生效的民事裁判中不符合此标准而认定的事实也不能作为民事推定的基础事实。有关证据法民事推定规则的设计应当对此加以明确。     

论清代判例的适用

清代判例适用的方法主要有遵循先例、类推适用和实质推理。其判例适用具有泛伦理化、反形式思维的特征,其原因在于以情理作为司法价值取向、法律教育的缺失和人口激增这三个方面。     

让裁判者的“灵魂免受地狱之灾”

受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局曹东文章的指引，阅读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惠特曼的著作《合理怀疑的起源：刑事审判的神学基础》。惠氏的著作让“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另外一片天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法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

在法哲学史上,法的模式理论经历了由“规则中心主义”到“原则中心主义”这样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从而将法律原则引入法律体系之中,使其成为法的重要要素之一。如果承认法律原则是法律的一部分,则意味着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一样具有法律效力。从司法适用中的个案分析看,我国法院在司法推理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在运用法律原则判案,但是法官在公开而直白地运用法律原则判案上还有欠缺。要克服目前我国法院对法律原则适用中存在的不足,就必须客观认识并充分发挥“法官解释”与“判例解释”在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真相欲求与诉讼认知冲突的分析--以“复旦投毒案”为例

真相欲求是刑事司法的关键目标之一,但不同诉讼主体对“真相”的建构可能不同。以“复旦投毒案”为例,控辩双方既对“整体论”与“原子论”的认知路径存在分歧,又对“排除合理怀疑”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致使双方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截然不同。要解决此冲突,法官应整合“原子主义”“整体主义”思维,并为“排除合理怀疑”划界,但对“原子论”的追求应止于诉讼经济理性,对“合理”的理解不可超越经验、逻辑而向裁判可接受性妥协。总体而言,真相发现需要以诉讼公正为底线,应回归程序理性指导下的价值权衡原则,进而弥合双方的诉讼认知差异。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问题在法官断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在实践中显露出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重构刑事证明标准应遵循的基本思路是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兼顾;理想与现实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现有条件下我们所能做出的最为合理的选择。     

论比例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

我国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审查标准迫切需要重构。比例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判例和理论发展起来的相当成熟的审查原则和标准,可资我国借鉴。本文研究比例原则的概念、渊源和适用领域,分析其在司法适用上的局限性,并就其在我国行政诉讼中运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舆情与“判例”：现时司法审判的困境与审视

现时相关司法案件在民众的“判例”舆论之下，出现了判例倾向，对这种现象的审视，折射着现时中国司法审判中存在的二元困境，现时司法审判的案件舆情表明，中国司法审判正处于传统性“公正”要求的诸多中国因素与司法国际化趋势的压力与困境之间。中国司法审判既要考虑我国司法的社会主义法制特点与社会心理传统，又要兼顾国际司法通行模式的影响，并逐步稳妥地和司法审判的国际化接轨，这对中国司法界是一个挑战。     

“疑人”可用“用人”要“疑”

“疑人”可用“用人”要“疑”陈亚，周克明“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意思是说，怀疑这个人就不要用，任用了就不要怀疑他。千百年来、在这方面的用人佳话不胜枚举。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根据长期的实践、调查与思考，认为这一原则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     

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反思与深化

对存疑有利于被告应具体分析,不能采一刀切的观点,反映在司法实践上,也是如此。对存疑有利于被告中的"疑"应进行细化,为司法主体适用上述规则提供相对明确的标准。在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规则时,应该遵循相应的规制义务,如坚持罪质分析,分清主次客体,衡量罪刑关系,以保证适用结果的准确、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