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视阈中的基层党建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的覆盖面,建立城乡一体的党员动态管理机制,改进领导方式等新的要求。与此相比,基层党的建设还存在着思想观念滞后、作用发挥难、组织资源分散化碎片化、权力过分集中等方面的问题。适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基层党的建设必须打破原有的条块分割的“单位党建”模式,不断推进区域化党建,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辖区党组织领导属地化,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创新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形式,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夯实基层基础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因此,"十三五"期间,我们必须以法治为保障,以共治为路径,以创新为抓手,从理念、方式、体制、保障等四个方面入手,夯实基层基础,抓实抓好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用词转换,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标志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但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传统社会管理格局所形成的治理困境继续阻碍着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因此,需要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依法治理。     

双重聚合：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协同的实现路径——基于50个基层治理创新案例的文本分析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实践中,多元主体协同经常存在动力不足、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问题。通过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多重动因与过程性特征,建立“动因推动-过程推进”分析框架,选取50个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资源配备、权力配置是影响多元主体协同效能提升的主要因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表现为“双重聚合”：第一重聚合指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下多元主体形成共同治理目标,实现“目标聚合”;第二重聚合指以资源配备、权力配置织成主体协同网,实现“主体聚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重要论述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新的理论和实践范式。对当前学术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重要论述的研究现状进行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对理论体系的思想缘起和主要内容进行系统总结,能够挖掘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的基层维稳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着复杂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而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中,相当数量是发生在基层,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基本利益,对基层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提高基层维稳科学化水平和法治化水平显得尤为迫切。要以多元治理方式来处理基层维稳问题,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维稳机制,加强法治保障,推动并服务社会治理创新。     

参政党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优势与作用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参与和服务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参政党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各民主党派具有反映社情民意、开展社会服务以及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优势,能够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活动,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理论依据、现实困境和引领路径

新时代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体现了鲜明的唯物史观,也是应对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多样化、社会结构异质化、社会风险聚集化的客观要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着凝聚价值共识难度大、体制机制不健全、本领恐慌等一系列现实困境,需要从政治引领、价值引领、制度引领、组织引领、服务引领、资源引领、技术引领等方面入手,切实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效。     

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的主要问题与地方创新经验

相较于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入的发达地区是我国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地区,由此,人口流入型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体制机制瓶颈也更为突出。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主要存在上下级间的权责利不对等与条块不协调、较大的管辖幅度与有效的服务管理半径之间的不匹配、政府内部的非正规雇佣与有效干部激励管理之间的矛盾突出、社会发育不足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协同乏力、村居组织的深度行政化与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等问题。为此,城乡基层治理需要执行重心在下的治理权能配置模式、需要形成共治与自治良性互动的双轨运行机制、需要解决干部队伍建设与激励问题、需要加强党的领导等。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构建和谐陕西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就是政治管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进行创造性改革所采取的带有规律性的方式方法。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构建和谐陕西的基本途径;和谐陕西是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目标。只有通过基层政府治理创新,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才能提高各级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和谐奋进新陕西的奋斗目标。     

基层减负的内生性结构困境与治理路径

实证研究发现,权责结构的非对等性、信息结构的非对称性、目标与考核结构的偏移性、资源结构的非均衡性这四类结构性要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基层负担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其中,权责结构配置严重不对等导致“权力超载”与“责任超载”、重复管理与责任推诿现象;信息结构的非对称性导致文牍主义、变相的权力化归;目标与考核结构的偏移性与资源结构的非均衡性共同导致了形式主义、政策执行过度或者不到位。治理基层减负困境需要通过正式制度结构的完善与变革、发挥非正式制度结构的正向潜在作用。     

遭遇数字风险：基层政府的治理逻辑与现实困境——以农村电商为例

农村电商在现代化数字经济中的发展和扩张,对农村社会的环境、资源、安全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和威胁,农村社会面临着来自本地化、电商市场和全球化的三重风险。基层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风险治理成为主要议题和任务。农村电商显著的经济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使基层政府不得不从打击、遏制的强制性行动转变为淡化风险并采取扶持发展的姿态。然而,基层政府淡化、压制风险的方式并没有消除风险,反而使风险日渐成为问题。基层政府碎片化的治理方式、新兴产业治理边界的模糊性、数据要素扩张风险的不可控等因素使风险治理陷入困境。基层政府应构建常态化风险治理体系、提高联治力、建构补偿数字资本主义风险的机制等,从而减弱农村电商生产运营产生的风险,改善基层社会运营状况,发展产业的安全性和自由度。     

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及破解之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基层。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层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但仍然存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不完善、多元治理主体参与不够等问题。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在强化党建引领、加强统筹协调、提升网格化管理服务水平、补齐社区治理短板等方面集中发力。     

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及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发挥新时期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的作用。因此,要深刻把握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精髓,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势作用,通过系统提升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意识,着力完善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全面构建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系统等途径,全面破解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以晋江市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晋江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新型城镇化打破了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在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凸显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找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重点和着力点,切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为晋江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困境与对策

民间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本文剖析了中国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民间组织规范管理的法律体系、加强对民间组织的执法监督、提高民间组织自身建设等对策。     

城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创新及其实践探索--以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情况为例

当前,基层协同治理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厦门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主体资源和权力维度不同,导致社区治理利益共同体的建构仍面临一些挑战,社区治理的方式实际利用情况不甚乐观。然而,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基层社区对于协同治理的精神文化培育非常重视,这为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制度化、信息化和创新化,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     

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宏观框架的考察与比较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主题的提出,中国社会管理的思路经历了新的发展与定型,原有的行政主导体制与“大维稳体制”面临困境,而强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的导向逐步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上世纪90年代民政部主推沈阳、江汉、上海、盐田四大基层治理模式之后,2011年出现了两种基层治理创新模式,即上级政府有意扶持与地方自我摸索的创新.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主题下,中国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更多的创新空间,运用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基层治理模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尝试,甚而有成为创新主流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