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视角下政府人向社会人角色的转变

政府职能转移背景下的政府人向社会人角色的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渐进性制度变迁，也是对政府权力和社会利益进行的重新分配和界定，其中，利益因素是政府人向社会人角色转变的深层次动因。政府人向社会人角色转变的模式包括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由此，政府入向社会人角色转变的路径为：调整利益格局，重构政杜关系；加强制度创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重构NGO理念，促进NGO社会人角色的觉醒。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博弈及路径创新——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范式

改革开放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税费改革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并发生了重大变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角度来看,这些变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农民等三方利益主体在需求决策、财政筹资、生产管理等方面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当前的制度情景下,进一步走向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治理和利益均衡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方向。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成就、差距及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体制改革既体现为中央政府从上到下推进的制度变迁,亦体现为地方政府响应本区域社会需求自发推进的制度变迁。本文深入论述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26年取得的成就,强调部门利益之职能梗阻效应,以及政府机构改革中宪政精神的缺失,行政层级扁平化将成为体制改革之革命性制度变迁。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论--社会需求、博弈、均衡与制度变迁

我国政府法治建设进程是“社会需求、制度变迁、理性博弈、政府体制”多重变量复合互动结果。社会潜在新秩序在塑造自身秩序雏型同时,亦向国家权力提出确认和扩展新秩序的压力;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法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并非完全按照社会需求之输入被动运作,而是涉及新旧秩序多重利益主体间理性博弈的公共选择过程。制度与法犹如市场交换中的价格信号,是经济—社会结构中多重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均衡浮标。     

地方政府“第一行动集团”的形成与影响：一种制度视角

借助于制度变迁理论,可以很好理解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利益主体形成过程、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利益"相容性"的提高和中央对地方创新容忍程度提高这三点同地方政府作为"第一行动集团"之间的必然联系.地方政府的是这种地位对未来的制度变迁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

转型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在短期内导致了制度创新行为的出现,在长期则表现为行政审批制度的演进和变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从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研究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利益-制度分析框架描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利益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制度变迁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利益冲突决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进程、形式及其战略选择,而一定时期内的行政审批制度则约束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为利益冲突提供了既定的博弈规则和框架。     

社会转型期的“信访悖论”与原因分析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变迁、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导致了很多问题,各种矛盾相互交错。信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作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服务政权建设的制度安排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面对时代变迁,社会利益结构嬗变,信访制度表现出诸多悖论。这些悖论的出现既有制度原因,又有深层次的文化原因。解决信访悖论,要同时兼顾制度和文化改革、创新,其中重塑政府信任是关键。     

试论群体性事件及其理性治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热点问题。群体性事件具有利益相关性、行为偏激性和处置的复杂性等特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是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利益分化与冲突、制度障碍与缺陷以及各种新旧思想观念的纠结。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误区在于重应对,轻预防、重治标,轻治本。群体性事件理性治理既要在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贯彻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又要在政府常规管理中努力改进政府管理方式,更新管理理念,完善政治——行政体制,努力建设现代化的服务型政府。     

论非政府组织去行政化

造成非政府组织行政化的原因是多样的,可以从改革、利益和制度三个视角逐步分析。就分析结果看,非政府组织去行政化的路径变迁势在必行。去行政化的路径应该是在把握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基础上内外兼修,合作共治。     

政治文明：政府制度变迁的推动力

制度变迁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 ,政府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 ,由于公共行政存在着多方面的弊端 ,需要政府自身进行制度变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推动政府制度变迁的外在推力和内在动力。政府制度变迁的外在推力主要包括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 ,内在动力主要包括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导下 ,应该从政府组织制度、政府人力资源制度和政府行为制度三个方面推动政府制度变迁。     

论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内在机理与逻辑——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

税费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可以得知:税费改革是整体乡村制度环境层面上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农村税费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分阶段的渐进变革过程,既经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阶段,又经历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阶段;是多种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其中乡镇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处于一个相对的弱势地位,而上级政府则对制度变迁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其效率增进的思考

按照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演绎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这是“非帕累托创新”,还需要在土地制度立法、稳定土地承包制关系、培育农民利益团体、增强其谈判力等方面作出努力,以促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增进土地制度效率。     

制度变迁下的博弈先锋——以政府驻外办事机构为考察对象

政府驻外办事处作为我国行政派出管理模式中的一类，建国后至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之间由于自身派出性质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各级政府驻外办事处充当了制度变迁下的博弈先锋，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本文认为应加强法律、制度监管和组织设计，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职能，以发挥政府派出机构本身的作用。     

新时期农民利益问题透视及政策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农民、政府、市场三者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再配置过程。当前的农民利益问题表现为抽象意义上的“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经济困境”与“行政权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农民利益分化现象严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不完善、农民利益表达制度缺失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四个方面。实现农民利益，应在“社会基础再造”理论框架内，进行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基层政府、农民与社会、农民身份地位的关系重塑。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乡村治理的非均衡性分析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村民自治”的缘起、成型，认为“村民自治”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的产物。分析“行政化”产生的表现并认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自主性非均衡、强制性制度变迁压制诱致性制度变迁，是造成“行政化”倾向的原因。因此，需要完善国家政权，增大乡村社会自主性，使二者达到相对均衡，实现“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关系社会的民间规则与纠纷解决——以彩礼纠纷为例

随着当下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文化变迁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面临着更新与再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正式规则与民间规则的互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彩礼纠纷体现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权力网络的利益化,规则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对于基层司法研究如何＂引俗入法＂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制度正义构建的原因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进程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制度正义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和根本保障,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着力点和内在本质要求。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制度正义构建的主要因素有：传统文化中功利主义义利观的消极影响;不同社会群体正义观念上存在差异和分歧;现实社会生活中自由与利益的冲突;政府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的失误;法从应然到实然的流产;市场泛化和政府职能的错位、缺位等。     

论政府制度创新——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政府制度创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制度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新制度能否增进创新集团的利益 ,同时也得到其它社会集团的支持。不同国家 ,不同发展时期政府制度创新的侧重点也不同。在制度规划和方式选择上应注意处理好各种制度与方式的关系。     

集体企业制度创新:主体、核心与政府行为

集体企业产权形成逻辑决定了集体企业产权变迁的路径依赖：集体企业制度变迁主体是由地方政府领导的强制性变迁和经营者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构成的统一体，集体企业制度变迁的核心是产权在政府、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重新分割，集体企业制度变迁的实质是集体企业的民营化和市场化过程，政府对集体企业产权变革则起了推动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职能分析

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能定位是我国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体系设计所首先应当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方法 ,从制度变迁与制度背景分析出发阐释了各种制度环境因素对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影响 ,进而分析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能定位 ,并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