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王艮民本思想述论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说为其目的论、"安身说"为其本体论、"格物说"为其方法论,构建了自己的民本思想体系,冲破了宋明理学的禁锢,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超越。研究学习王艮民本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王艮哲学的和谐性

王艮的和谐思想离不开他的和谐哲学。王艮和谐哲学的出发点主要在于解决好人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和谐等问题。王艮提倡尊身尊道、身道合一，主张保持人们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蒙作用；王艮提出“百姓日用是道”，为人们正确地去“求道”指明了方向；王艮的良知天然理论，既揭示了人性的本质特征，也否定了圣愚差别，反映了百姓和新市民阶层的基本要求，有利于促进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的发展；王艮的格物正己说，深刻地阐明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强调了正己在正人、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推进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话语新闻

<正>1、"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     

范蠡在陶山

史料中对于范蠡的归宿问题记载并不多,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取史料来源于越国典籍《越绝书》,在卷十三《外传枕中》最后一句提及:"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谓大地之图也。"范蠡后半生的资料索取,应当归功于司马迁,分别在《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中予以记述,但对范蠡的最终归宿     

明末清初阳羡陈氏曲家考辨

阳羡陈氏为江南著名文化家族，明清之际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的诗词创作及政治节操上，对该家族明末清初戏曲活动关注零散而片段。本文结合史料，对明末清初阳羡陈氏诸曲家作了全新的系统考证。明末清初陈氏曲家行迹有其特定的时代、地域、家族成因，在明末清初江南曲坛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考论陈氏家族诸曲家活动轨迹，有助于充实明清戏曲研究史料和完善江南戏曲活动研究，有助于探讨文化氏族在朝代更迭、国家动荡之际的社会际遇和文化心态。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打造高质量发展“硬核”

正泰州自古以来崇文重教,是全国有名的教育之乡。北宋理学宗师胡瑗创办安定书院,倡立"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明朝思想家王艮创立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平民教育观;现代著名教育家吴贻芳倡导"厚生"精神,开创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这些名贤大家的教育思想深深浸润在泰州的文化血脉中,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关于编辑中共党史口述史的几点思考

反映历史的方式多种多样,记述史料可系统反映隐藏在各个历史事件中的逻辑,口述史料则更具象化,能够弥补文字史料的缺陷和不足。二者结合,可以在展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使历史的本来面目更加清晰。在党史研究和出版中,口述历史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口述历史的编辑工作也是党史作品出版中需要慎重和格外用心的部分。     

梁启超史料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者 ,他开拓了一系列崭新的史学研究领域。本文从史料的思想来源、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史料观的特征和影响等等角度较全面地分析了梁启超史料观的结构与功能 ,指出梁启超的史料观是中西史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的产物 ,其史料观在当时具有开拓性和进步性 ,对当代治学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连战祖籍福建漳州

1998年11月至12月,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闽台族谱暨家传文物特展"共展出闽台族谱100多部,其中从福建带去的有50多部册。族谱记载了各姓家族迁台的人数和相关史料。展览期间,连战仔细观看了从漳州带去的《连氏族谱》后说:"我的祖先是     

中国“红利家族”剖析

首先应研究由诸种红利构成的"红利家族",特别是"红利家族"内部的关联性问题"红利家族"内部成员有何关联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红利"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认为,如果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问题,研究中国的改革红利,首先应研究由诸种红利构成的"红利家族",特别是"红利家族"内部的关联性问题。     

郭沫若、高亨《周易》研究之比较——兼谈二十一世纪《周易》研究的“度”与“向”

作为20世纪《周易》研究转型期的著名学者,郭沫若、高亨的研究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基于史料,在"经传分治"思想的指引下,以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方法论为指导,给出了各自"见仁见智"的诠释,他们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周易》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认识角度的不同,使得他们的一些新理解、新诠释和新阐发出现了许多分歧的地方。通过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两位学者的思想精髓,从而把脉21世纪中国《周易》研究的"度"与"向"。     

黄河南蒙古亲王家族系谱用名的语言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参阅多种史料,结合史实,对黄河南蒙古亲王家族族谱中记载的人名进行民族学的解读,从而对其语言的历史流变特点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黄河南蒙古族语言及文化的变迁。     

《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求索

"历史"是马克思把握和批判意识形态的基本场域。随着学术界对马克思文本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深入,《神圣家族》在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中的思想"萌芽性"和"转折性"地位日臻显现。其中实践的历史认识论思想萌芽,成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视域生长点。马克思通过揭批思辨哲学,加速了意识形态认知方式的历史思维转向;通过探索历史诞生地,开启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缝合;通过洞察历史本质,切近了"彻底批判"意识形态的根本路径。     

“江南第一家”家族家风文化研究

从南宋建炎初年(1127年)到明天顺三年(1459年),浦江郑氏家族共财同居15世,持续达332年,鼎盛时家族"食指三千"。这个大家族,以孝义传家,以家训、家规、家仪治家,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和儒学大家的再三奖掖,其孝义文化、廉政文化、制度文化等家族传统文化和修身养性、积善积德、尊师重教、廉洁自律、勤俭持家、睦邻友好、优待孤寡等家风文化至今仍有具有显著的现代价值。对传统家族或家风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深刻探究,可以从文化学、社会学等视域中找到路径。文化学研究范围的理论视域,揭示了考察研究和保护"江南第一家"传统家族家风文化,应全面关注其物质文化,包括历史上的建筑物、器物乃至山水等有形文化载体;全面关注其行为文化,包括传统社会的礼仪、习俗、节庆活动等文化遗产;全面关注其制度文化,包括律法、族规、家规、家训等成文不成文的规定;全面关注其精神文化,包括道德、价值观以及艺术、文字记载等文化创造。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惯习×资本+场域=实践"公式和惯习—场域理论,引导我们要注重通过家风场域构建使家规家风得以贯彻和传承的借鉴;注重对相关生活空间的开发和保护;注重对相关史料的抢救和保护;注重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     

对少数民族金石档案收集的思考

少数民族金石是档案家族中的重要门类，是一种特型载体的档案。其中很多记述了少数民族的社会活动或个人活动，就其内容来说，应当由档案部门收藏。虽然在理论上我们承认金石文字是档案的一部分，但实际上金石文字却长期被作为文物而拒之门外。金石作为重要文物由博物馆、文管所、文化馆发掘、保护、征集、管理、陈列是理所当然的，但也决不是档案部门的份外之事。少数民族金石具有民族文物和档案的双重性，这就决定了档案部门对其不能坐视不管。搞好少数民族金石的收集和管理，使这些珍贵的金石史料为民族研究服务，为民族地区服务也是档案…     

烛幽索隐 考镜源流——评王勇著《明清博山赵氏家族文化研究》

正家族研究包括如家族志的编纂、家族史的梳理、家族档案的管理、家族教育、家族与社会的互动研究等。家族研究长期受到重视,是由家族的地位决定的。钱穆先生曾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钱穆《中国文化史寻论》)而"文化资源是整个家族能否延续发展的关键性资源。文     

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百年校志》的特征与研究价值

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前身“大同学校”)始建于1898年,是世界上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华侨学校,可以看作是华文教育现代学校制度与传统书塾形式的分水岭。《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百年校志(1898一2004)》以详实的史料、严谨的记述、科学的编目,记录了该校百多年来的创校和发展历程。其校史与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是研究近现代华文教育的重要史料。文章以该著作为研究样本,归纳其内容,分析其特点,并从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等角度提出其蕴含的研究价值。     

中朝史料比勘中的“两个”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帝王,其对朝鲜影响亦颇深。在考察中朝两国史料时,可以发现两个迥异的万历皇帝形象。在中国史料中,万历皇帝消极怠政、不理政务、昏庸荒怠,对明亡负有重大责任。在朝鲜史料中,万历皇帝是被视为君父,歌功颂德、建坛立祠的大德皇帝。这种巨大的反差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历史记述主体的价值立场、当时中朝关系的基本格调、朝鲜王朝君臣的文化认同等。     

连战的祖籍地

1998年11月至12月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闽台族谱暨家传文物特展",共展出闽台族谱100多部,其中从福建带去的有50多部册。族谱记载了各姓家族迁台的人数和相关史料。展览期间,连战仔细观看了从漳州带去的《连氏族谱》后说:"我的祖先是从漳州迁台的,那个地方叫马崎,到我为止,已经第九代。"     

“中国不亡,有我!”

<正>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是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整本书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玑。而在重庆的那几年,作者以当年的南开精神——"中国不亡,有我!"为题,记述了重庆人民在抗战期间所遭受的磨难和不灭的信念。于"七七事变"七十六周年之际,必将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