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法学翻译的历史文化语境及其变迁

历史文化语境是传教士译介西方法学活动开启、促进和发展的最基本动因,但特定语境因素和译者因素又制约译介活动的选择与发展。传教士在特殊文化空间中所形成的文化立场和文化心理影响着法学译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而西方法学的译介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造成极大冲击,改变了世人的知识结构乃至思想观念,丰富了作为文化载体的汉语语言。     

论法哲学的批判性演进理路及其法学价值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思辨法哲学一直是法哲学的主流,思辨法哲学以理性主义为基石,力图获得关于支配人类的全部行为和思想的最终性普遍原则,由于其绝对性“狂妄”,使之近于“空想”。于是．实证主义法哲学找到了应有的理论地位,它打破了传统法哲学的纯理论的抽象思辨或逻辑分析的研究模式,积极运用定量的科学方法,为法哲学研究开辟了可行的道路。从思辨型法哲学到实证型法哲学的演进,法哲学实现了自我的批判与创新,这一过程通过对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理论和法学价值进行揭示与否定,对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精神、理想和价值进行适度阐发,实现了法哲学的整体革新。这一革新或思辨的过程也同时为我们的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提供了全新的思维向度。     

论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

在公益诉讼写入新《民事诉讼法》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众多学者对公益诉讼的主体、类型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一致的看法是公益诉讼的适用需待司法解释和诉讼实践的充实.笔者认为解决公益诉讼的核心问题在于对这种诉讼的诉讼客体的清晰描述,即诉讼标的的确定.确定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有两个路径：一是将公共利益在实体法上作权利化描述,以此为公益诉讼提起主体提供直接的提示;二是为解燃眉之急在既有的实体法范畴内,将公益诉讼视为法定的诉讼担当,由司法解释划出公益诉讼提起主体的诉讼实施权边界.     

论诉讼监督信息的实践价值

信息是大数据时代提升政法工作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资源,也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依托要素。诉讼监督信息作为司法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也是提升司法效率的关键要素;既有益于推进人权司法保障,也有利于提高司法善治水平。我国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应充分重视信息的价值与作用,明确"信息化"的改革路径,不断推进我国司法制度健全完善。     

从诉讼文化看中国刑事诉讼的现代化

自清末民初引进西方诉讼制度以来,中国的刑事诉讼现代化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在实践中,我国的刑事诉讼现代化并非一片坦途,立法精神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建设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制度设计上,更重要的还在于诉讼观念的更新和现代诉讼意识的深入人心。因此,如何吸收西方诉讼文化,如何借鉴传统诉讼文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马克思法学的二元论

马克思关于法和法律的理解是以本质主义方法论作为其方法论的。马克思在法与法的实现之间作了区分,形成了法的二元论:客观法与实在法,客观法是实在法的本质。马克思一生都持有法的二元论,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1837-1843年,马克思认为客观法是人类理性的本质;1843之后,马克思认为客观法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探析

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滋生的传统诉讼文化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其对现代社会诉讼制度建设和司法改革的影响却无处不在。在当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有必要对传统的诉讼文化进行梳理和解读,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包括诉讼文化都具有强大的传承性。传统诉讼文化的和谐和无诉的价值追求是如何建立的?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传统诉讼文化对现代司法活动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其研究的现实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论基督教对后现代法学的影响

基督教在西方历史、社会中的至高地位,是一切西方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背景。作为发端于西方社会的学术理念,后现代法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对后现代法学的影响具有层次性,既在源头上促成了后现代法学的诞生,也对后现代法学特点的形成、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同时不乏对后现代法学具体学派的影响。这其中有后现代法学对基督教及其衍生物的继承、吸收和发扬,更多的是对后者的批判、反思,进而形成自身独到的见解。随着时代的发展,基督教在诸多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后现代视角下的法学与社会有了新的影响。后现代法学在基督教的变迁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论恶意诉讼及其法律规制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和发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在逐步变成现实,诉讼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保障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诉讼的普及化也使得恶意诉讼问题层出不穷。文章从恶意诉讼的概念认识和构成要件展开,总结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分析恶意诉讼具有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就其法律规制提出了改善建议。     

共同诉讼制度的缘起与价值分析

共同诉讼是一个原告和一个被告单独进行诉讼相应的复数诉讼形式。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是对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方式、手段和过程的要求,及价值取向为公正、效率、和秩序。这种价值实际表现为有利于防止实践中法院为了执行方便而乱列共同诉讼人、滥科连带责任的现象;另一方面,有助于当事人借助于共同诉讼处理纠纷,充分发挥共同诉讼制度,排除纠纷的功能。     

论孝文化的法律价值

孝文化是华夏民族生活智慧的结晶,今天它仍然是家庭和谐不可缺少的基本道德要求。原创文化中的孝文化具有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尊重人格以及彰显权利义务对等的法哲学价值;孝文化在古代法制实践中又积淀了丰富的立法和司法价值。探索孝文化的法律文化价值可以从法律上有效规制不孝,以利于构建新型和谐社会。     

论警察法学学科建设的核心要素

警察法学学科建设的核心要素是优质资源、创新团队、人才培养、科研创新。警察法学研究路径是：充分发挥警察法学学科研究核心要素的引领作用,提升警察法学学科整体建设水平和突出其优势特色,加强警察法治研究和实践,使之紧密服务于社会管理创新和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轻重之辨

施刑之轻重是古代中国诉讼文化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商周轻重不一 ,到汉唐趋轻 ,再到宋明清之“重其所重 ,轻其所轻”之特殊形态 ,中国古代展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用刑轻重不定的动态画卷。与之相应 ,源自于儒法两家的关于施刑轻重的理论之争也延展开来。从理论上看 ,刑罚适用之所以总呈现出马鞍型发展轨迹 ,而不能在刑罚适中的主轴线上直线伸展 ,应归之于“势”的发展和所谓早已形成的“三国三典”理论的指导。从总的趋势看 ,与中国古代不断加强的封建专制集权紧密联系着     

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刑诉法》虽然赋予刑事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由于其相关规定存在诸多缺陷，并不能真正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有效保障，从而导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徒有其名。因此，应当借鉴各国立法法例。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立法，以使刑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真正确立，其诉讼权利得到真正保障。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适格原告及其顺位设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由政策主导的一项制度,由于缺乏狭义层面的法律规定,致使行政机关作为原告主体的合法性基础欠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本质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文义解释、目的解释方法,对相关政策文件和法律规则进行解读,并结合实践考察以观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起诉主体不应限定于《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之行政机关,还应该包括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三类原告主体的起诉顺位应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予以确定。具体而言,《若干规定》适用范围内,宜采取"行政机关优先,社会组织次之,检察机关补充"的顺位;《若干规定》适用范围外,则宜采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不分次序,检察机关补充"的模式。     

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刑事诉讼,但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并对律师介入侦查的诉讼权利进行种种限制,难以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能作用。本文着重就律师在侦查阶段应以什么身份介入侦查以及在侦查阶段应享有哪些诉讼权利作了阐述并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     

也论诉讼欺诈的定性

对诉讼欺诈行为有一个准确定性必须对我国传统的诈骗罪进行重新审视。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应作广义的解释,使其包含财产上的不法利益。诈骗罪中的诈骗人与被害人不必是同一个人,在二者不一致的情况下,被骗人对被害人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必须具有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处分权。在判断财产处分的意思时应该以被骗人的意思为标准而不是被害人的。     

论法学本科课程的整合及其实施方略

目前以分科式课程设置为准则的法学本科教育,法学知识的内部系统性、法学知识和真实世界的外部关联性都具有局限性,不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技能。我国法学本科课程的整合存在基于学科交叉的整合、基于法律现场的整合和基于案例分析的整合三种方式,教师知识结构和院校政策与物力支持是其设置有效的关键。     

论梁启超教育法学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开拓者,对中国法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法学思想是中国法制迈向现代化的明镜,给人以深刻启迪。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是中国最早较为系统接受和介绍欧美近代法学思想的人,其法学思想和实践也是伴随维新运动而展开的。梁启超教育法学开启了近代中国之“新民”教育,为国民思想之开化和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之立法点亮了启蒙之灯,其体育法学思想更是为近代中国国民性之重建做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梁启超从不同角度阐述并提出了诸多教育法学思想,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渊源。     

试论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关系——基于价值层面的分析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是,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往往存在着公正与效率的矛盾冲突。原因在于案件审理虽然是法律制度运行及运用的结果,但制度的选择却取决于对价值目标的选择。在公正与效率的选择中,要以诉讼效益作为二者的平衡点,即实现诉讼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