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是维护虚拟空间秩序了根本

近日，我国在全国范围内集中部署了打击利用互联网造谣和故意传播谣言行为，并查处了贵州李某等多名利用互联网制造和故意传播谣言人员，关闭了一批造谣传谣的微博客账号。一些网友对此有所质疑，认为打击传谣无需如此兴师动众，有真相，则谣言不攻自破，甚至以言论自由来为自己也许并非有意的传谣行为辩护。他们却忽视了一点，一个虚假信息和一个真实信息在传播中的效果很多时候是完全一样的。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人们通常完全无法鉴别哪个才是真相。何况，谣言常常自称它才是真相。在传播过程中，并不是说真相就能自动击败谣言，相反，它和谣言是平等的，对公众来说常常只是又多了一条信息而已。正是基于谣言的刻意伪装性，加上谣言涉及的内容又往往是敏感的，能够激发公众兴趣的，所以在恰当的时机，谣言的传播效果甚至往往好于真相。     

防网络谣言功夫在事前

因为在网络散布谣言引发一起群众聚集事件，目前，4G嫌疑人已被陕西省神木县警方控制。谣言自古有之，但在网络时代危害之甚则前所未有。对于网络谣言，目前的普遍观点是要严查严防严惩。值得深思的是，事后将造谣传谣者绳之以法进而严惩，即使行动迅速，也难以弥补谣言借助网络快速传播而造成的危害。     

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中虚假恐怖信息的认定——以地震谣言为切入点

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利用民众对于汶川大地震的恐惧心理，编造某地即将发生地震或余震的谣言，并加以散布，引起公众恐慌，危害社会公共秩序。本文以地震谣言为切入点，探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中虚假恐怖信息的含义和司法认定。文中结合上述定义，通过对理论界否定说的批判，得出地震谣言在何种情况下可被列入该罪虚假恐怖信息的范围。在地震谣言被解释为虚假恐怖信息的情况下，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编造散布谣言会依法受到处罚

或恶作剧，或为提高点击率，或为谋取利益，总有些人喜欢编造散布谣言。那么，编造散布谣言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致命的谣言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华北和华东地区分别爆发过“割蛋”与“毛人水怪”两大谣言，其波及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其传播跨越了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安徽和山东，涉及约100个县，数千万人口。从1950年第一个谣言的大规模爆发到1954年第二个谣言基本结束，延续数年。其间过百人因此丧命，上千人被捕。     

谣言、言论自由与法律规制

谣言的本质是一种信息,在谣言上集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在谣言规制上,若采用过度严苛的规制政策,则会导致寒蝉效应,影响言论自由的行使与思想市场的形成。在谣言规制上如何寻求谣言规制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平衡与界限,是政府规制谣言所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与此同时,谣言在一定意义上也扮演了民意信息反馈的作用,政府只要妥善利用,就可以成为弥补正式信息途径不畅的补充。     

“两高”释法有助防止“打谣”扩大化

一场指向网络谣言的集中行动正在进行之中，各地争发“捷报”，但在公，比舆论平台上的收获却是喜忧参半。诚如央视的提醒，“小管制网络谣言很危险，但过度打击更危险”。     

谁在制造谣言

2011年的诸多重大公共事件中，微博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在这些事件中，微博还发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谣言借助这些点击率高的事件插上了翅膀。有的谣言则制造了事件本身     

试析社会转型期网络谣言的防治策略

网络谣言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与民众对于信息不对称这种现象产生的不平衡心理,社会转型期带给民众的社会焦虑感以及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等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防治网络谣言的过程中面临着不断扩大的谣言制造群体与不断增多的谣言素材,以及多种形式的谣言传播媒介促使谣言传播速度加快,民众对谣言的鉴别能力较弱从而导致其轻信谣言等客观上存在的防治网络谣言的困难。为此,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严惩网络谣言;完善信息公开机制,提高政府公信力;加强对民众的网络道德教育,使民众能理性地看待问题,提高对网络谣言的甄别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防治网络谣言的实效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大学生群体认知差异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关注度高,极易滋生网络谣言,影响网民心理和行为,引发大学生群体的围观与转发。大学生对网络谣言的认知是其群体行为的基础。选取新冠肺炎期间典型谣言,对大学生基本信息、信息疫情的衡量、对特定谣言情绪的测量与接受特定谣言后行为进行调研,研究大学生网络谣言认知与行为差异。研究表明谣言的信源表达方式以及谣言信息折射出的地域指向性、情感动员、现实关联性对高校学生群体产生差异性影响。大学生在网络谣言的传播模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部门、高校应当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建设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处理能力。     

网络谣言及其刑法规制

刑法视角下的网络谣言主要是指在信息网络传播的虚假信息,其在认定时比传统谣言更具复杂性。在刑法尚未专门规定网络谣言犯罪的当下,刑法视阈下的网络谣言必须聚焦传统谣言虚假性本质和信息网络的传播特征两个方面。传播是网络谣言犯罪行为的实行行为与核心,刑法上不存在不具有传播行为的单纯编造谣言的犯罪,编造行为只能是网络谣言犯罪的预备行为。对于虚假性信息的把握,要区分一般虚假性信息和虚假恐怖信息的差异,以及作为非构成要件意义上的虚假信息的定位与法益侵害。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犯罪研究——以社会敌意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无处不在。网络谣言在群体性事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网络谣言是社会敌意情绪的非理性宣泄。网络谣言往往利用、加深敌意,影响群体性事件的进程。对敌意型网络谣言犯罪的防控对策应当从社会和法律两个层面进行设计。对网络谣言的社会治理,可通过社会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减少社会敌意;还可通过畅通社会沟通渠道和利益诉求渠道,化解社会敌意。对网络谣言的刑事治理,应做到在有效规制网络谣言犯罪的同时,保障言论自由与民意畅通。     

网络谣言现状调研报告--以传播险情类案件为例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由网络谣言而引发的犯罪行为逐渐被大众所关注。在众多网络谣言中,传播险情类谣言所占比重大,影响范围广,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对于治理网络谣言还存在不足,文章以典型传播险情类案件为例,运用多种调研方法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着重研究此类型网络谣言的危害性及法律规制,以引起社会大众对网络谣言法律问题的重视。     

网络谣言对青少年危害的法律研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一部分网民通过互联网发泄不满或是引人关注,亦或是谋取利益,利用网络谣言造谣生事,影响十分恶劣。本文通过分析网络谣言的概念,相关网络谣言事件,对我国网络谣言的法律法规进行分析,阐述我国在网络谣言方面对青少年保护的欠缺,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无法制则无自由

近日，一些在网上编造谣言者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一批传播谣言的互联网站被依法查处。这再次提醒人们，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虚拟世界”，行为越过了法律所允许和容忍的边界，一样要受到法律制裁。网络世界固然尊崇自由，但与现实世界中一样，这种自由同样有边界，那就是遵守法律法规、接受道德约束。     

论网络谣言形成的原因与应对机制

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网络信息日益发达,但同时使得网络谣言层出不穷。本文通过在明确网络谣言的概念基础之上,剖析网络谣言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并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以达到对网络谣言预防和规制的目的。     

古代谣言是如何被平息的？——以北宋“帽妖”案为例

<正>北宋真宗时期，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迷案：坊间大肆流传着天降“帽妖”伤人害命的传闻，一时间人人自危，社会陷入动荡。针对这个谣言，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三地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结果却各不相同。三地官员面对谣言都采取了怎样的措施？谣言最终是如何平息的？     

论微信谣言的法律规制

随着微信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微信谣言大量在微信空间传播,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扰乱了社会秩序。目前在法律层面上对微信谣言的治理还缺乏针对性,对微信的监管也不完善,成为微信谣言泛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阐述微信谣言的含义和特点,剖析微信谣言的法律规制现状。根据微信谣言在内容上和传播上的特点,提出明确相关法律规定,完善网络实名制制度,加大处罚力度等对微信谣言法律规制的建议。本文对构建和谐的网络环境,提高网络空间语言使用的规范性有一定价值。     

禁止谣言和说明真相同等重要

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互联网蓄意传播制造谣言的网络推手公司，两名幕后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被刑拘，他们炒火了别人，却燃烧了自己。据称，他们制造并传播的谣言多达3000余条，令人咂舌和震惊。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做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信息的传播变得海量化，人们必须从海量的信息中挑选出自己需要和感兴趣的东西，“眼球经济”便随之到来。有些不法分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千方百计竭尽所能地挖掘或编造出各种“奇闻怪事”以满足某些人的需要，并通过各种手段放大人们对这类信息的需求。“网络推手”“网络水军”应运而生，各种谣言自然烽烟四起。这些谣言不仅给许多当事人或当事组织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损失，同样给广大网民和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声音

“微信算是网上的一个公共场所，虽然对象是特定人群，但在公共场所传播谣言、虚假信息，自己未经核实，也属于违法。在主观意识上能判断该消息是谣言或是虚假信息，不管是原创还是转发，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浙江省公安厅网警总队总队长丁仁仁表示。